在台湾近代史学 家蒋廷黻先生（1895——1965，曾任台湾驻联合国大使）和郭廷以先生（1904——1975）的清末近代史叙述中，常会出现一个词“我们”，笔者有点莫名惊诧。把已经逝去的清朝时代说成“我们”，叙述者难于避免地会在“历史”中带进主观立场性。

由于上个世纪存在的众所周知的特殊阶段，前往台湾的学者大都是旧中国的官僚阶层人士，他们的父辈、族人大都在没落清朝为官为僚，中国有一个旧词语“世食皇禄”；而个人经历、家族经历是决定一个人立场和观点的重要因素。在认识论中，它叫看待问题的一个视角。两位台湾历史学家共同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我们本来很强大，只是在清朝的末年落后了，希望中国（政府）吸取教训。其意不为不善。这一观点对中国后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上世纪中期留在中国大陆的多数学者，无论他们的经历如何，受“工农”政权主流思想的影响，他们在近代史的叙述中，已经没有了“我们”，视角显然不同。把近代封建皇朝说成“我们”，难免偏颇。清末民初大学者梁启超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史。帝王史便是从王者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书写的一段历史。梁启超这一观点，对后来的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具有了另一视角。

对待同一件客观存在的事物，在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人类认知观的常识。主观观察也许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未必是全面的、正确的。在史学中，我们把这种观察叫“误读”。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误读。前不久笔者在“凤凰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日本首相）安倍说：中国的历史教育便是抗日教育。凡中国人都会感觉，安倍所言，有那么一个视角，譬如抗日电影、抗日回忆，但他显然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教育”。中国后人对古往的历史，不排除具有同样的立场性误读。

现代西方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任何后人都可以走进历史档案去解读历史，然后再在历史档案中找到自己值得想要得到的东西，得出结论，因为历史档案中有我们的血脉。但是，中国的封建皇朝历史是一部胜利者（征服）的王者历史，不是任何后人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血脉”的。我们分明只在历史档案（谕令、奏折、官僚往来文书）中看到，无论哪个朝代，占人口绝多数的普通先人们只被妖魔化地称为“妖民”、“奸民”、“刁民”、“草民”，再或“顺民”诸如此类。

其实，历史很精彩，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它决非如皇朝记录历史视角中的非此即彼、非红即白、非忠诚即背叛。或者说，真实客观存在的中国历史，决非如史述常争论不休的“我们的”和“他们的”那样（上世纪曾称“阶级立场”，为首鼠两端、表里不一者创造了社会大环境）。对封建皇朝家天下皇权绝对忠诚，并绝对服从于它的专一权力视角，曾遏制了中国历史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探索智慧，阻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这便是史者常说的：封建专制皇朝扼杀了社会进步。

这需要一个真正现代的、文明的社会机制去逐渐引导（制度性保障）人们对古往历史的认知，或说开科学文明风气之先，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而非主观认为的历史（有历史学家称为“多元性、社会性”，——而对待历史的态度就是对待现实社会的态度），它是有其存在的主、客观必然条件的，以避免后人走前人错误认知的旧路。

无论已往历史的不变性和客观性总是存在，但史学观却是不同的。有人说，历史本来就是王者的历史。有人说，任何历史都是一部当代史。这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史学观。这种说辞不谓没有道理，但有了人为解读的立场性。

18世纪欧洲哲学家黑格尔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即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或目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西方文明正是经历了这一普遍认知的历史阶段，才真正走进了现代社会。它还表达了一种自信。

就近古中国皇朝历史的“我们本来很强大”观，中国后人也有不断的质疑：它不排除只在权力视角而非社会视角上。清末的落后衰败，是有因果传承关系而非可以前后割裂的；清皇朝的政权形式，也完全传承于明皇朝的汉民族皇权机制。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衰微，“其症结不全在近百年之内，实远伏于百年之前，特别是百年前的百年”（郭庭廷以语）。

就历史记录而言，会发生两种情况。一，我记录我们的历史。这也许无可厚非，家谱族史大抵如此。二，把历史视为“我们的”。这就有点妄自尊大了。历史具有社会性、群体性、多元性，在近代以来，欧美外国也参与进了中国历史的书写，而“我们的”只具视角单一性。把历史视为我们的，也许是对清末梁启超所言“帝王史”的最好注解（补充一句以避误解，只说“人民史”同样属非此即彼，或说，人与民应包括但凡是人）。

注：当代近代史学者马廉颇先生对蒋先生的评论是：“蒋廷黻对旧中国史学界近代史研究影响颇大，当时有关近代与中国对外关系的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因袭了蒋廷黻的观点，而其著述又是旧中国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的教本，影响更为广泛。《中国近代史》一书虽因其政治倾向及论述上的偏颇而遭到非议，但作为学术著作，仍有一定参考价值。”（马廉颇《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这种“学术”性，便同义为“视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