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几乎在中国古旧传统文化中无可替代。至今普通中国人在交流口语中仍存在所谓“儒官”、“儒商”、“儒将”之说，那是对这种人的赞誉。但是，由于儒学本身存在着有关人类社会认知局限性质的认知观被古往历朝起主导作用的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至今儒学仍只是常人眼里的雾里看花；古代儒学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循环史观，而儒学本身也同样沦入了历史纵向社会人们对其的循环认知（在历史上，儒学经历了多次兴衰轮回），此谓相同的命运。假如曾经有一种说法是：历史社会进步是螺旋式上升的，——那是历史人们个体性的对社会真相与真理的本质认识和觉悟，那么，由于历代统治者唯一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非此即彼的权力倾向，这种认识与觉悟，便没有产生所谓的上升，而是只在螺旋式中。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瓶颈”现象。中国号称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但摸着石头过河之说却甚嚣尘上。这一历史现象使人不得不疑惑，这一“文明”是否只和考古发现概念上的“人类文明”具有相同的含义。

之所以说它是“上升的”，是因为，很多历史真相和真理其实已经被中国先人们所揭示，但由于同一社会体系中循环认知的关联性和交叉性，这种上升的认知，最终也只能顺势而为地沦入循环之中。“上升”的认知被历史所泯灭，人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它还叫不破不立。

清末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揭示，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主观上只是对外的一种羁縻手段，因此留下了史实和史评的二十年没有进步的历史现象。由于社会现实（西方工业品冲击落后生产力的小农经济）和传统观念的共同作用，排斥西方先进文明成为了“史实”或说浮于史述表面的守旧官僚学说所趋（很多学者揭示，其实当时沿海地区的很多官绅民并非如当时和后人“主流”观所说的那么“排外”，中西民间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这是撇开统治者治权概念的人类流通交往的历史常态）。“五口通商”只在上海“夷场”一口而没在其他四口尤其是广州发展起来，并促成上海（城外）滩涂成为了大都市（所谓“十里洋场”），便是本质性的清朝“政权”排外所致。在清政府看来，这是固有中国千年流传的“城下之盟”的耻辱，在外国入侵者看来，这是清政府不守条约信用的可耻。1857年，没有得到“条约权利”的英法联军强行攻入了广州城。1858年5月，英法联军用同样手段从大沽口攻入天津，并与清政府代表、那位恭亲王岳父桂良（1785——1862）等人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便有了桂良所言：“将来倘若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的奏言。假如说桂良有这种“废纸”认为，英法侵略者不会没有这种担心，这便是英法等国公使要进京面见皇帝“换约”的汹汹要求的原因。

《天津条约》签订以后，进京见皇帝、通商、公使驻京成了英法等国的第一要求。台湾历史学 家蒋廷黻先生揭示：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这一段句子揭示了清政府无知愚昧的观念，且不论象征着国家重要权益的“关税”（清朝统治者历来有税银为区区小利之说），中国皇朝千年传统观念是：卧榻之旁岂能他人酣睡；西方人的观念是：能在卧榻旁酣睡的，一定是朋友（欧洲各国互驻公使已成常态）。这是两种观念，确切地说是两种“文明”状态中的观念。而观念的不同，遂产生了两种手段，此谓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清廷和英法等国都如此。

为了达到目的，英法等国于第二年仍在北京门户天津大沽口上岸。蒋先生说：

1859年即咸丰“九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同上书）

也就是说，英法“随带相当海军”与清政府“大沽设防”互为因果。僧格林沁“开炮”正说明了“城下之盟”的“废纸”性，而“出其不意”也验证了入侵者指责清政府“不守信用”。咸丰皇帝听到僧格林沁大胜，英法“竟无法抵抗”，不禁大喜说：大长国威，就是要给他们一点教训。但是，一年之后，英法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西逃，却成为了他“说他人者不如他人”的所谓“教训”的报应和轮回。

上世纪前半期，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其实已经揭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并恶化原因的历史真相，但是，由于不可否认的历史当事人和后人的立场不同性（各有千条理由），反侵略的所谓“正义性”成为了后代史述的“主流”观，尤其是那种所谓以“爱国”名义的误人认知、误人子弟式的“一本书读懂近代史”（很多近代史学者都有这种观点），——把家天下“朕即国家”忠君爱国的封建时代说成现代概念的“爱国”，后人史述不免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穿越观。这些史述歌颂僧格林沁“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辩护的理由就是当时清廷的说法：指定英法等国从北塘上岸进京而英法没有。这种辩护是相当无力的，因为根据当时的实情，北塘上岸进京只是清廷的一个借口，本质便是不让进京，无论大沽还是北塘。但由于历史没有假如，这种“借口”只成了清政府单方说法，也就成了“败了还不服”的一种抽象性的所谓精神（错误认知的精神是谈不上精神的；蒋廷黻则说：“战败以后仍旧虚骄……，那就不可救药了。”）。其实，就史实而言，（咸丰谕令）僧格林沁大沽口突袭英法轮舰，是否为后人史述中的当时“主流”“爱国”观（或是误国），也不尽单一说法。当时僧格林沁的军务帮办郭嵩焘（史料还揭示，包括咸丰皇帝身边那些不敢说实话的人）就反对这种不计后果的“开炮”。史料也说明，曾被僧格林沁小瞧的郭嵩焘后来也被僧所尊敬。历史社会纵向性的认知轮回，其实也存在于同一个社会阶段的前后。而所谓“主流观”，则掩盖了历史真相。

蒋先生说：“我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这个理论始于清政府的专一宣传，被后代以“爱国”名义所接受并传承。它使得后人不得不一代又一代地靠自己去翻阅、解读历史，或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摸索，循入轮回。它叫摸着石头过河，也叫非此即彼的又破又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