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把民国初期私人武装式的割据军阀，归认为传承自曾国藩湘军，即湘军而淮军，淮军而北洋军，北洋军而北洋军阀。这确不可否认为一条近代军阀发展的脉络。史论者也从曾国藩独立招募湘勇、在当时已腐败正规清军八旗、绿营之外别列一军之源说起，说曾国藩仿明末“戚家军”建制，营官选队官、队官选队兵，“兵为将有”，全军只认“曾大帅”，不认湘军体系外任何人。此一说法大约始于同期大学者王闿运的《湘军志》，接受并传承于后代学者。曾国藩这位为大清夺回半壁江山、挽满清于必死之地的清末“功臣”，竟被归类于祸乱近代中国的军阀之列，并指为始祖，他功成名满以后自削兵权、史料揭示的拒绝湘军将领奉劝自立为王主张、并继续向满清称臣、研究宋儒理学而“立德”的行为，只历史性地成为了徒劳（也被清廷所利用）。其实，史论者的这一说法，只是传统封建中国只视表象、不看本质的不自觉传承的史说而已。

史料记载，湘勇的来源是当地山村乡间的赤贫之人，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要那些没有被世俗污染的一张白纸式的田间农家子弟（当兵吃粮，唯上是从）；而他所选用的湘军长官，则是当地稍读圣贤书的乡绅或乡绅子弟。这种军队形制，其实和中国历史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豪绅门阀私家豢养的家丁、团练武装没有什么两样；而家丁、团练式的私人武装，就中国古代史料所载而言，最早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孟尝君“门客三千”。它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家拥有的所谓正规“国家军队”，具有相同的私人性质。西汉武帝“七国之战”，便具有私家军是否归队为皇家御林军的争夺性质。封建更替皇朝数千年以来，封建皇朝的所谓“国有”、“公有”，本质上便是皇家私有，这是不容置疑的。假如皇家御林军和地方豪绅团练构成一个相似形，那么，皇族私有则和民间家族门阀私有，同样构成了一个相似形（古代中国为“官绅民”社会，官由帝授，民由绅管，两者都需武装）。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私有性质的古老国家，古称天下，它没有“公”字。

清朝自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军阀林立、各自为政，伴随着关于国家、民族、人民、党派团体的新思想新概念的产生，人们便把产生军阀祸乱的源头视向了半个世纪前的直接传承者湘军（不排除湘军有曾作恶的事实原因）。不得不说，这只是时代性的和表象性的。这种找错源头、诊错病脉的史说断论，确实于事无补。没有找对病源，便如野郎中治病。因此，自后半个世纪，军阀之战自会烽火再起。毋庸讳言，现在中国的先辈们曾经生活的、被皇朝文化主观认知所谓“道德”约束的、农耕文明需要集体劳作的皇朝社会，从体制上说，根本就从未存在过“公有”和“国有”（“朕即国家”的私有性质）；历朝历代自称“国有”实为“私有”的皇家武装，才是酝酿并产生大小军阀的母体。从现今中国语境中“公民”一词尤处于“半遮面”的状况来看，近代以来先人们抛头颅、洒热血、孜孜以求的“公有”、“国有”，确还任重而道远。千年历史惯性使然。

民国时期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是属于那一党派。”（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蒋先生所言“上了轨道的国家”，便指真正在近、现代文明轨道上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