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学 家蒋廷黻先生（1895——1965）可归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批近代史学家之列（蒋先生自己说过：“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为此奠定了他在近代史研究上的地位）。在谈到清末咸丰朝初年启用林则徐去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起义时，蒋先生说：“咸丰也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教林来京。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太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藉此保存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这一句的关键词为“运气”和“名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坚定的禁烟派和抗外派。他强硬、大无畏的（天朝）精神和“孟浪”（道光上谕鼓励用词）行为却把禁烟搞砸了（成为时人和后人可以争议的那个点，实为天朝独尊观使然），引发了中英战争（实质是，贸易冲突已经无法遏止）。他革职充军，又迁徙为官，休致故里，历尽坎坷。他留在史笔中的记载是，只参与了“抗外”；他在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接到了新登基咸丰皇帝（19岁）的指令，去广州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却半道病死了。这便是蒋先生所说的“运气”。假如假以天寿，林则徐一定也会以他的强硬去镇压太平天国的。这是天朝的势所必至。清朝灭亡以后，中国产生了这样的观念：凡镇压国内人民的，都是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林则徐很“运气”地避开了这样的经历，仅把他“抗外”的名誉保存下来了。

蒋先生短短一句话的叙述，已经自觉地把历史解读者即后人蒋先生所处社会的时代背景，融进了对历史的叙述中去了（而在林则徐当时，把不参与镇压起义说成“名誉”是难于想象的）；而众所周知的是，在自古至今的中国，运气是一个涵盖社会方方面面、魔力无边的词语，几可视为具有“真理”性。

鸦片战争之初，林则徐为历史留下了这么一个词“民心可用”。他发动官绅组织水勇、民团进行对“夷船”的破坏工作。历史和社会知识告诉我们，这种“发动”工作，具有此一时彼一时、此一人彼一人的性质（且不论效果如何）。一个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具有人格信誉的人，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这是一个前提限定。但是，同样一件事，换了一个时间、换了一个人，可能会无法想象。这由历史社会无数的史例所证明。有道是，既可以改匪为良，又可以驱良为匪。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那位去两广任总督、执行对外羁縻政策、两面不讨好的耆英（签订《南京条约》者之一），很“运气”地躲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升调回了京城（后被咸丰赐死，终难逃运气）。接任者为两广总督徐广缙。

史述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中国实行了“五口通商”；史实是，广州城的开城通商（当时和后代有某些学者在“城邑”一词上为清廷辩解），只延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军强行攻入（1857年）以后，广州口岸城市当时只保存着战前的状态，即只保持外国侵略者所谓的“条约权利”，开放仍只在城外原来的“十三行”商业街一角。这是“条约”与实际的不一致，也是自后列强指责清政府不守信用、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因。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卖国贼”称谓，就是在这种威胁中，在清末社会中坐实的。在他看来，他两面讨好了，而事实是，他两面不讨好。

常识是：但凡人类社会，强权性的霸王条款，是从来不会被真心实意地遵守的。徐广缙不会没有和林则徐相同的“抗外”社会认知。据说，他与林则徐通信，接受了“民心可用”的建议。他在向道光皇帝的汇报奏折中说：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馀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徐广缙所述内容，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备战及继续实行对“十三行”洋行及割让岛屿香港英国总督机构在用人“雇募”上的封锁策略。这种对广州人的强制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此，徐广缙被“赏于”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徐在咸丰初因镇压太平天国不力而被革职并籍没一切）。他所说的“无事则……有事则……明处……暗中”，不知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民心”？或者说，根据自近代至今的无数中国学者揭示：这是他夸大了的一种主观上的认为，与事实有很大出入。道光“朱批”，也在不经意中泄露出了这种夸大：一个具有“与民为敌”性质的封建皇朝政权，在突然面临的外来入侵时，它是根本不会跳跃性思维地“料到”固有“为敌”的那种力量的。中国封建皇朝历史长久以来之所以出现“内忧外患”、“内忧”在前、“外患”在后的这种局面，便是这种性质决定的；而皇朝的崩溃，往往“堡垒先从内部攻破”。这是古往历史无可非议的事实。尽管宗法制家族性封建皇朝社会一再宣教：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此可列入封建社会对“人”的认知局限性。在利益面前，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兄弟，即“六亲不认”），但皇朝循环史无可辩驳地说明，宣教的力量远非政权性质的力量可比拟。1857年即咸丰“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蒋廷黻语）。

“民心可用”自清朝第一次中外战争到最后一次八国联军入侵前夕的义和团运动，几乎成为清政府排外的常用语。历史地看，它只成为了不同视角中的一种“教训”。长久以后，中国一直在解读着它的“利用性”和“依靠性”，争执不休而难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