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90年代列强对清末中国大瓜分时期，史述常出现一个词语“势力范围”。列强趁清廷甲午战败大借款之机，争相贷款并逼迫清廷承认列国在中国某一广阔地区的势力范围，清廷则充分体现了“拿人钱财”而手软理屈的历史行为（虽为借，这些笔钱却是清廷的生命钱）。而史实是，列强是在“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名义下实行分割势力范围的。这就出现了两个概念，一个为国家，一个为势力范围。

势力范围意味着以强势为第一要义的掠夺和剥夺，划地为势几乎就是人类社会自古的丛林法则，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势力范围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固有词语。

中国盛世皇朝自称“天下”，即但凡天空之下悉为皇朝势力范围，由此产生封建皇朝时代一个著名论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自夸、独尊是由古代人们对自然、地理、地球的认知局限性所造成的（古人认为“天圆地方”）。现在人们回过头去看这位“王”的认知，是非常可笑的。距今整整二百年前，清朝嘉道朝官僚大学者阮元说：假如地球是圆的，人站在上面不就是侧立、倒立了吗？传统“天圆地方”地理观成了为治权服务的“政治观”。他很振振有辞。这个“天下”，没有疆界，只有属地对宗主的朝贡、属民对主子的上贡。有现代国际学者称：成吉思汗的疆界便是以他铁蹄的能力去丈量的。“天下”几乎与“势力范围”同义。载入中国史册的中国古人“中土”、“藩属”、“蛮夷”这种金字塔式的“天下观”，便是由势力范围辐射出的认知观，它具有传承性。

就清皇朝的治权建制而言，整个东北满洲地区是它的“龙兴之地”，蒙古及西北辽阔草原沙漠地区是它联盟的势力之地（清朝八旗是“满蒙联盟”），这是清廷天然的势力范围，而中原汉土才是它的征服之地。因而清廷的政府机构“六部”只管辖中原汉土，“政府”无权管辖东北及西北（东北、西北的将军府独立于六部之外），这是由“天下”观产生出的管理机制（这也是当时沙俄和日本争相抢夺两地的原因之一）。这里，“政府”治权不完整，没有国家概念，更没有世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不断的“人民”概念。它几乎就是动物性的“划地为势”。

乾隆皇帝就曾把有清一朝人口迁徙的“下南洋”现象斥责为“拒绝中土文明”，“自入蛮夷之地”，永远拒绝这种人归来。皇帝的“天下观”竟然产生了迁徙“背叛”观！

19世纪末百日维新前旧官僚指责维新派“保国会”为“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可视为国家概念和势力范围概念分离的自觉表述；史述更有把见风使舵、投靠势力（官场常态）的彼时袁世凯喻为“俨然是位爱国志士”，势力与国家概念重叠。同期在“俄欲华弱、英欲华强”的表象大势中，清末著名英国政客活动家李提摩太就曾向清廷提出了一个具有“势力范围”和“国家”概念相互交叉的建议：把某一势力范围让英国“托管”，以搞所谓“建设”竞争。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痴狂想法。清末乱象中，真正的国家概念正呼之欲出。

无数清末史料及史述证明，距今一百多年前那个被外国列强侵凌的时代，中国先人们才产生了“国家”概念和世代在这块土地上生养不息的“人民”概念（由于历朝封建统治者漠视“民”的观念传承，现在仍有不少所谓学者不识何谓“人民”）。留于史册的那句话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这是那个时代国家和人民概念互为涵盖的被掠夺和被剥夺的产物，史称“觉醒”和“启蒙”时代。历史地看待，它只能和客观科学而非主观认知“天下”的地理及天文的科学知识相伴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