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常常认为，处于任何一种社会现实中，人们对社会动态的感知大致相同；同样，对于那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对古往历史发展中某些现象也会有大致相同的感觉。历史学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愈至近古晚期，皇朝的封建专制程度愈高。台湾历史学家郭廷以同样说：“中国真正的君王专制政治，形成于明（朝）”（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宋朝是一个人文极端发展的时期（因此这一朝代在史学上存有争议）。正是这个朝代，却面临着边疆异族的侵凌。外族的强压使汉民族宋文明中固有的忠君（包括所谓“仁义孝”等）思想走向了极端。宋之前的中国皇朝社会还存在“三公坐而论道”，至宋朝，皇朝宰相已经没有了朝堂上的那把交椅，他只能站于或跪于群臣之首了。古语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至短短七十年蒙元以后的明朝（公元14世纪中期），明皇帝把宰相的官职也抹去了，设立的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皇帝真正成为了“心系天下”的神灵（史实却不乏昏君）。做人难的观念始于明朝皇帝（朱元璋有此议论）；见到伟人皇帝无尚荣光的观念始于明朝那些大学士。明廷吸取了前辈汉民族皇朝遭受北方异族入侵的教训，加固及重建了阻隔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捍卫疆域的长城。现代人都知道，现在中国遗存的长城，大都为明长城。有人说，人的能量和物质的能量一样，是恒定的。在避免了外来入侵之后，明廷的统治能量便转嫁于内了。历史留下了这样一个名词：强权专于内（窝里斗）。

在同期中国这一方相对闭塞疆域之远方欧洲，现代欧洲历史告诉我们，那里正在滋生文艺复兴的思想。欧洲文艺复兴的社会土壤，同为人类历史社会共同经历的封建时代，它同样是神灵和神话时代，用人类主观感知和丰富想象力塑造的神话、传说、道德思想规范着芸芸众生。欧洲文艺复兴伴随社会动荡经历了漫长四、五个世纪的质变；欧洲相对宽广和互为衔接的客观地理地貌，缺乏了君王们主观上竭力企图走向高度封建专制政治的条件（多个独裁君王被送上断头台），它在欧洲列国次第爆发的革命中崩溃了。欧洲社会发现了“人”，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抛弃了相对于“小民”的法力无边的“神”。欧洲人（传教士）在明朝末年到达东方中国的时候一言断定：这是一个拜神的“偶像崇拜”社会（不排除有误读成分，就像他们先穿僧服后改穿儒服一样）。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定义？他们戴了固有的有色眼镜，因为他们同样经历过这样一个社会时代。

明皇朝取宋儒理学作为治政学说，而传统儒学本质上讲求经世致用（儒学本质不信神，因而古中国汉民族能在其他信仰宗教迷信学说的“四夷”民族中胜出；同时在清末也能自觉地排斥西方圣经思想），但遭遇现世的专制皇权，只能成为一种极端空论，成为了致用学说的瓶颈。可谓“中国嚼笔吃毫之日，即外夷秣马利兵之日”，东西世界，遂成相反发展。明朝承继者清廷雍正朝建立的军机处，便是对明廷和清初的大学士内阁制权力的剥夺（一朝天子一朝臣），使得皇政更趋于皇帝一人之手，与明初废除宰相制具有相同的专制集权目的。

从明皇朝至清皇朝的高度封建君王专制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使中国近古封建皇朝所呈现出来的表象，有别于欧洲社会曾经有过的封建——中国皇朝深度封建。这是清末社会以来有一部分官僚学者否定中国与欧洲具有相同封建社会历史进程的原因，甚至说秦始皇消灭了封建制度（“近代”文明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这也是那些 “中国特殊论”者（同样始于清末挨打时期）以偏概全的社会认知，——那是一批前赴后继瞎子摸象或说利权“歪巴眼”的官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