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人对古往中国封建皇朝朝贡制外交政策的态度，一是为之辩护；一是批评地认同。因为它是一种之前历史的沿袭。无论如何，自以为至尊至大“君临天下”朝贡制所看待“天下”的皇朝游戏规则，进入清末近代世界以后，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据现在一种说法是，朝贡制体现了中国皇朝政府恩抚远邦的宽宏气度：贡物很少，恩赐物却远远超值。相信此说可能引自载于史册的史料。但是，台湾已故历史学 家郭廷以先生说：在与外番的交往中，“朝贡其名，互市其实”。如若完整地理解前辈历史学家这句句子的含义，朝贡国“超值”的获利，可能并非来自那位皇帝的实物“恩赐”，而是中国皇帝把番邦“互市”（定期安排一次）的获利也计算在内了，即“互市”也是皇帝的恩赐。如此这种文字才留在了史册。而后人对史笔的解读，也只是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罢了。这应该是比较符合传统封建皇朝对商为末等及经商赐恩观的认知的。

稍读鸦片战争史的现代人都知道，英国1839年发动鸦片战争，在东南沿海向清朝政府耀武扬威之际，其一条说法便是要求归还此前与广州“十三行”商贸往来时的“商欠”。此一幕，早在300年前葡萄牙人在澳门地界经商时与明廷之间就发生过了！这只是历史的一次重演罢了。郭廷以先生说：“1546年，葡人以债务为借口，实行劫掠，中葡再度相战，葡人与倭寇联合，十八年的倭寇之祸，亦于是开始。”（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另据郭廷以先生说：“1809年有三家行商拖欠英债约一百七十万两，仍于行用项下清偿。1815年复有七家行商负债约一百万两，英商以涉及过广，恐行商破产，影响贸易。允止息归还。”）

“以债务为借口”，对比三百年前后的两条史料，不可不叹息中国官吏如此的没出息！其实，稍作进一步的反思，也许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其内恰恰隐含了封建皇朝传承性的对经商的认知观。

传统中国以农为本，形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知天乐命的中庸观，视商为末等，经商者都是一批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之徒。他们靠异地贩卖获利，几乎无本生利。然而，趋利是人的本性，这无论官与商。中国自古不乏官商勾结的史实。但是，官永远大于商，权永远大于利，这是属于这一片天下的中国古代的强权法则。官商勾结的历史，便是一段相互利用和争夺的丑恶史（至今仍有暴发暴灭的所谓“红顶”商人胡雪岩经商技巧之书大行其市）。广州地方官吏不会不以这种目光去看待那些在澳门经商的葡萄牙人的。一者实行的权钱平等交易，一者实行的物钱平等交易（或只认钱的高利贷——此法通行于自古中外），两者不在一个认知体系中。也许在中国那些视权（有含金量）为至尊的官吏看来，所谓“商欠”纯属荒唐！

假如天朝之内官商之斗永远以官为胜出者，在明末近古及近代西方人跨海到来之际，中外的官商之斗，则无不以（外）“商”为胜出者（也以强权炮舰为后盾）。这应该就是明廷与清廷封建统治者气急败坏的原因所在；也是这一漫长历史阶段中西互相指责对方倒立看待“天下”（世界）的本质所在。自清末“西方文明”以炮舰入侵以后，清廷及后继者大小封建军阀撕下了“不好赢利这一口”的千年面具，不择手段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与孙中山“取其善果，避其恶果”相反），它是不论什么国民“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