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学 家郭廷以先生在《近代中国史纲》中说：“北方契丹与西方虽有往还，不过契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而他在另一部著作《近代中国的变局》中又说：“中华民族的另一集团——蒙古，在西方所完成的事业，更是烁耀千古……”。忠实的读者也许很难从这位前辈历史学家的这两句陈述中领会其对古代中国“民族”的真正定义。

稍懂中国历史的现代人都知道，契丹作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曾打败北方诸多小国（五代十国时期）而统一了中国北部。它是中国历史上把京城建于燕地即北京（辽国五都之一南京幽都府）的首创者，实行了契丹人和汉人的“两院制”统驭之术。耶律的名声留于中国史册，辽国的萧太后几乎是现代中国家喻户晓的中国历史人物，后代耶律楚材更对中原文化和契丹文化的融合（蒙元早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另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吕思勉作过这样的大概历史总结：辽（包括辽代）以前的诸多边疆民族，大都自称为汉民族后裔（有学者称，辽国创始者耶律阿保机自称汉朝刘姓后代——有民族认同观），以取代皇朝“正统”，而“金”以后则没有了这等说法。

蒙古作为北方“金”以后崛起的另一支游牧民族，它几乎继承了“金”的民族风格。史实记载很清楚，蒙元统治者之所以只统驭了中国疆域70年时间，便源于它没能真正融入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中原汉民族文化，汉人及南人被认为是低等民族（蒙古人及西域等色目人为高等民族）。这一阶段是中国有史以来汉文化最落魄、视“儒”为懦弱的历史时期之一，而保持草原游牧民族征战强悍、尊崇即所谓尊卑分明的风俗，则是它游牧民族的首义。恰恰在这一点上，后代满清政权在主观为政上继承了前辈游牧民族的人文特色。清初几代皇帝在上谕中便屡次明确申明，必须保持他们强悍的民族特色，而鄙视汉民族传统的“文”化特色。只是清廷吸取了蒙元前车之鉴、客观使用了与先朝辽国“两院制”相似的所谓“满汉同治”的对内策略，加上清朝后半纪“洋夷”入侵，才在客观、不自觉中，有了中华民族皇朝传统人文观的同化。

在历史上，契丹辽国和蒙元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者成为了汉民族宋朝的侵略者和竞争敌手（都自称中国），一者成为了中原汉民族的征服者。两者之于中华民族之内的同化，都具有一种客观、不自觉的过程。后人用成王败寇观去看待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一种局限性的史学观。它也许只会与历史事实的准确表述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