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传统近代史述著作仍有站在某一视角上的论述，它不意识地陷入了这样一种思路，把当时社会清政府开市通商视为对外国人的恩赐。

乾隆皇帝在发往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粤督蒋友铦在接待英国阿美士德商贸访问团时谈到：“尔国通市广州，于今百年，凡尔之俸饷经费，一惟于市取，办市之活，每岁以数万计，其利溥矣，中国之俾益于尔大矣”。禁烟时期的钦差林则徐也曾晓示英商：“夷船到广州通商，获利甚厚！我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按语：林则徐既有此观点，虽持只禁止英国鸦片贩子经商的观点，但和道光皇帝禁止所有英国商人贸易相差不远了。这是一种天朝一体性思维，即笔者常说的相同感知）。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矣”（后来林则徐改变了“无以为命”的看法）。

“加恩体恤”、“俾益于尔”、“恩莫大矣”,是皇朝官僚治权的众口一词。从这些议论中，后人可以看到，在封建皇朝社会，经商历来就被视为是对“商为末等”的中外诸民的恩赐。

但是，现代人都知道，商利的本质是共赢，否则就无法经商，这是自远古物物交易开始就产生的历史社会常识，而非如古旧传统中国统治者主观认为的商人一方所赢。清朝初年统治观念撇开沿海口岸开市互利的性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仅指斥（外）商的赢利。这在天朝内部，也许一直就是皇朝的认知原则，殊不知其中权力压制在起着主要杠杆作用（近、现代中国史述著作站在被侵略的地位上，大都回避甚至采信了这种“赐恩观”）。以英属东印度公司鸦片倾销前后来看，之前，西方工业品难于占据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中国市场，而中国大量的茶、瓷、丝品却源源不断地出口，为清政府尤其那些沿海官吏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清末著名的墨西哥鹰元在清初由西班牙商人带入）。以清朝官制而言，清廷内务府、粤海关道、当地政府各级官吏（包括清初另外开放的三个口岸上的官吏），是第一批因“互市”而发家致富的获利者（这也是广州在后来洋务运动及后多出列强“买办”的原因，这是一批被清廷斥为“丧尽天良”者）。有学者考证说，在清朝和西方爆发冲突之前，清政府已经乘着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获利匪浅（自鸣钟、八音盒、洋布、鼻烟壶包括鸦片等等西方的工业制品也已经进入了沿海及京城官宦豪门之家）。但是，清廷对己方的获利故作视而不见，只以传统人治观作为判断是与非的标准。以人治游戏规则看待这个客观世界，官利永远大于商利。这是现代史论常提及的清朝人的历史局限性。而自英国针对中国市场的鸦片入销之后，大量中国白银外流，以致禁烟大臣林则徐认为，再如此发展下去，几乎会成为无可用之兵、无可充饷之银的状况。其根本点，还在一个利上，即贸易顺差和逆差的问题。

基于此，从本质上说，鸦片战争是清朝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贸易）利益之争，而非如封建传统观念的天朝“不好经商赢利这一口”的道貌岸然的观念，——如若如此，则可归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而已。史述常说英国商贸团（包括外国驻京前的领事和公使）认为“通商为中外两利，而实以利己第一”，但就清政府官僚体系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就历史真相来说，片面指责任何单方，是一种不客观不公正的史学观。无真相则难寻真理，找不到真相就决不出科学的策略，仅图一时的蒙骗而非长远之计，这是一种自毁。这应该是不论中外的。至为值得注意的，它是否正由于清末挨打而产生的过于指责外在不足而漠视内在不足的偏执？如若这样，它对中国后代会产生一种极其不良的心理影响。

假如传统史述把恃先进科技的列强扩张侵略指认为贪婪（这种观点没错，是史实），那么清朝一姓传位的历代皇帝，是否正同样是一批落后愚昧而又黑良心的贪婪者呢（有近代史学者称之为“关门称王”）？由此引发中国近代史述著作认为的鸦片罪恶性、中国正义性、所谓中西观念（清朝是商为末等的治权观念）之争等等，都源于这一根本（就涉及的所谓民族情感而言，中国谁人能自作多情地认为故往历史封建更替朝代的帝王们是自己的祖宗？是他们而非我们！也就是民国初年胡适所言的某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