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非常热爱中国古代文化，就像任何一个以往和现世的中国传统人一样。古典文学，唐诗宋词，春秋诸子百家思想，无不引人心驰神往；记得少年时代的笔者曾为中国文字的巨大魅力如“僧推月下门”或“僧敲月下门”诸动字的斟酌，或抚掌或向隅而笑。

然而，阅读史述类书籍，常常会产生一种困惑。史述常把两种古代文化概念混为一谈（有学者称“二元文化”），一方面述说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如古人（春秋战国时期）早就有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取精用弘、集思广益、有容乃大、移风易俗等等无以数计的闪光思想，形成了一种传承性的文化观念。但是，就封建皇朝的统治者而言，夷夏之大防、尊卑分明、愚忠、独尊、养性、灭人欲、非友即敌等等思想的鼓吹，历朝历代从未断绝。一部皇朝宫廷斗争史，便是一段丑陋的罪恶史。任何封建朝代，根本没有从社会机制上给这种优秀文化以保障，反成为说是一套、做是另外一套。传承智慧思想成为封建王者和得势者的工具，成为了他们的上嘴唇和下嘴唇；故往智者的思想和着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千年节拍成为了一种像时尚一样的东西，流行了，过时了，又流行了，历史先人们在思想的螺蛳壳里做着周而复始的道场。而后人史述，也在这种民间文化智慧和统治文化意识之间游移。述说的角度无法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理念，反成为了一种为处于那个时代的封建帝王脸上贴金的行为。

确实，就混为一谈而言，整个中国封建皇朝更替史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官方”和“民间”（王朝寿命少则十数年，多则像汉、唐、明、清四朝延续至二百多年），不过是由历朝官僚文人对“帝王”临朝作了一种归类罢了（清末梁启超说过此话）。从广义上说，中国历史从来都只是“民间史”，而从未正式存在有血缘未断的帝王史，——王者由底层平民恃强力演变而来。与这种民间演变史相适应的，是这段皇朝历史用充满传说、神话、迷信来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一段漫长而蒙昧的时期。这种观点，也正和无数先人只强调中国故往社会“帝王史”的观点相辅相成，帝王和民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现象。或可以说，自有统一文字记载以来的二三千年封建皇朝历史，从未也不可能达到过这种能力，给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予以确立和保障，成为一种定式。因为，持有统治观念的落后权力者从来都是少数，它根本不是用客观人文智慧而是用主观的治权观念去覆盖整个历史社会，形成与此一大势相适应的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这种纯属废话的真理；而它的观念，很多都是与传统中华民族智慧性的文化观相抵触和反动的。

可以断言，没有形成一种保障性的合理社会机制，中华民族古人及历代人的文化智慧就和封建皇朝循环史一样，陷入了令后人困惑的一种痛惜境地，它只在历史社会发展的瓶颈中。而笔者的这些言论，是否正就是无数历史先人曾说过的？此可归为不断有后人在重复走着前人的老路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