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死了，终年63岁。他死在了杭州的佛门中，时间是太平天国隆隆炮声轰破杭州城门前期的1857年。这可以让人联想到清朝灭亡以后军阀时代潜心佛学的晚年梁启超。

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终究有点让人吃惊。魏源22岁中举，至50多岁才中进士，一生几乎都以幕僚身份干着清朝中国的大任，以小位任大材。他干过皇朝时代的三大政务：河务，漕运，盐政，分别写了《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他受两江总督贺长龄委托编著了《皇朝经世文编》，一部包括664位作者2236篇文章的大型文献丛书。魏源一生走遍了长城以南所有省份：华山、庐山、黄山、衡山、中条山；黄河、长江、湘江、嘉陵江、洞庭湖、太湖；潼关、蜀道、子午谷、居庸关、嘉峪关，每个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他充满豪气的诗章。他编著的《海国图志》，不但激发了其后清末的洋务运动，也对同期落后岛国日本的强国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人说，魏源晚年在非常时期进入太平天国占领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杭州，是否别有居心？笔者倒是不以为然。一个有着传统“忠君”思想的官绅，会在晚年“变节”？同情之情倒是可能的。魏源此举，只能表达了他对清皇朝的深刻失望（魏源态度在无意间正和此时保持“中立”甚至“同情”太平天国的列强领事、传教士相同）。

说到深刻失望，同期史笔记录下了大量的史例。几年以后，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江苏常熟人，故居在曾朴故居隔壁，一为赵园，一为曾家花园，现作为公园连为一体）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际，向曾国藩预言了清皇朝还有50年的寿命。那位曾在“八大王”之一肃顺府担任幕僚的大学者王闿运，曾亲访曾国藩，向他密议在南方自立为王（曾国藩确有厌恶官场、屡次抗命于清廷的内在因素），却遭到曾国藩用在桌子上的水痕书写的“狂”字评判。有人说，王闿运是因为肃顺倒台、自己落魄而产生了激烈的思想（这种观点是历史误读），其实也并不尽然。作为幕僚看客，他看到了清皇朝皇亲权贵所具有的“荣华富贵”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而使他触目惊心了。同期湘军中的诸多将领，确切留于史笔中的彭玉磷，便和王闿运有一样的想法。联系到彭玉磷后来屡次辞官（官至兵部尚书），不能不说具有对清政府失望的因素。从这点上说，清朝文献中记载的清廷官僚对彭玉磷辞官的指斥，倒不失为真言，不过被深知彭玉磷的曾国藩所遮挡了吧。

史述曾对曾国藩充满了贬斥之辞，说他投靠腐朽的清政府，充当其走卒。但是，在那样虽腐朽但垂而不死的皇朝时代，曾国藩也许只能做这样一条“变色龙”吧，——不责备环境（封建皇朝制度）而去斥责这条“龙”的变色，按现代的话说，是不具备自然和社会科学观的，——凡脱离社会实际情况，只对个人说三道四、说是论非的观点立意，都应属于封建社会落后认知观的范畴。清末政府树立的曾国藩“立功、立德、立言”这“三立”光辉形象，正和它自称的“同光中兴”洋务运动一样，是一种虚假的治权表象，这一表象最终因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被揭破了。假如说曾国藩伪道，那么他正是为了适应清朝政权的伪道，曾国藩的“伪”中，是否正表达了和魏源一样的失望呢（他不会没有和赵烈文相同的感知）？但他们共同的传统“忠君”观，决定了他们不会背叛他们以为的“衣食父母”皇权。

在这点上，同期的左宗棠几乎有着既相同又不同的表现。左宗棠早年攻读功名，中举后屡考殿试而不中，因失望而学古人诸葛亮孤居山中（后自称“亮”）,他受到早期经世致用派著名人物林则徐和陶澍的赏识和启发，怀有一腔“报国”热血。这是一位“士为知己者死”的雄才者，以幕僚身份终未出仕而名满天下（据有史笔称列强也怕他）。假如说曾国藩为清廷夺回了南方半壁江山，那么，左宗棠则为清朝中国收复了西北另半壁江山（收复后清廷把原来古旧的势力范围概念换称近代的“新疆”省级行政单位）。性格、经历和做过京官的曾国藩（历任各部侍郎）完全不一样的左宗棠，晚年对曾国藩多有“伪”的指责，也许正符合了他这样一个人物特征。他应该深知那是他做不到而曾国藩可以做到的老谋深算吧，——很多人只会谋算他人，曾国藩却还会谋算自己。

赵烈文预言的清皇朝覆灭，只成了这些雄才和名臣们一生劳苦效忠的徒劳，这也许是他们想煞都煞不住的历史必然（枢臣李鸿章有此感叹。历史学家郭廷以谓之“劳而少获，甚至无获”）。正因为如此，魏源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开脚溜离了清政权，把其一生托付给了空门，寓意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