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一件事物，视角不同，结论就不同。这肯定不能归为所谓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差异。清末朝廷军机大臣、大学士徐桐被长久以来的史评认为顽固守旧者。他的府第与驻京外国公使馆为邻，为此他常掩鼻而过，并把正门关闭，只从后门进出，在门上贴对联说：“与鬼为邻、望洋兴叹”。由此，说徐桐是守旧的排拒外来文明者也许一点不为过。但是，从徐桐的这种表现中，后人能否解读到，当时西方列强所谓的“文明输入”，恰恰只是流于口头或者客观的一小部分，而非完全史实，即确实带有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的“罪恶性”。否则，它不可能在中国遭到这种“排外”的待遇。这是清末至后来中外历代无数哲人学者的公论。

对此，当时驻京的某些外国外交官也有清醒的认识。英国外交官密福特在其笔记中这样说：“至于与统治阶层的交往，或是在朝廷中谋取一定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我们驻京可以说是毫无作用。或许，不仅无用，反倒有害。……我们在京，从未真正受到接纳，只是被视为一种无法避免的灾难，而受到容忍”（引自《清末驻京英使信札》密福特著）。作为清朝“统治阶层”一员的徐桐那种“掩鼻”表现，可谓是“容忍”的最好写照。在这种被视为“无法避免”的“容忍”中，“英国驻京公使在街上被人辱骂、投石头，而无法得到保护或赔偿”，也就成为了无法避免的史实了（密福特所言，同时他在笔记中也承认：“我国的一些同胞举止粗鲁”）。在两相极端中，一者武力征服，一者竭力排外，成为难于遏止的历史必然。

对此，密福特同样不会没有这种极端心理。他把外国公使在北京的遭遇和李鸿章（“三年前”）出访欧洲“得到的礼遇”作了一番比较，说：“那个阴险狡诈的老家伙，看到自己像皇帝一样被娇宠奉承，一定在掩袖而笑呢！”（73岁的李鸿章出访欧洲，向世界开启了这个古老封闭国度的一扇窗口，在美国引起轰动，形成“万人空巷”）欧洲文明强行的侵略性和殖民性，不排除它欲与清政府联合，但确实和李鸿章看世界的出访目的不可同日而语。密福特继续以他小人之心猜度应同为小人的清政府：“事实很清楚，那就是，天子是世界的统治者，而他国的帝王不过都是那些诸侯，在玉阶之下朝拜。”

把李鸿章被迫性地去迎合世界潮流的出访，误视为他宣威性的周游世界，而且其他国家“在玉阶之下朝拜”，换在“康雍乾盛世”时代清廷主观性的“天下”认知中，或许不失为那种天朝“大帝”臆想，但在清末慈禧政权，则难避有讽刺的意味了。也许，李鸿章只会看到更多的文明真谛，而非列强在中国国内那种引发“排外”的“有害”的东西。密福特半是清醒半是醉，他说：“将宗教排斥归咎于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公平，（清朝）官员们对天主教势力的畏惧才是促成并助长这股风气的原因。”此话只能是说对了一半。头顶上本来就压着私利性质清朝官僚“统治阶层”这么一块巨石（鲁迅先生称之为“华盖”）的“中国的老百姓”，又加上了列强掠夺这样一块巨石，才是清末“排外”的重要原因，也是易于“促成并助长这股风气的原因”。这应该是一种社会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