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凡都是官绅子弟。隋唐之前，由于封建王朝选官制采用了世袭制，加上官位有限，读书人中必然会分化出一大批未入仕途的边缘人物。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现象，后人可以看出这种历史性分化的端倪。

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皇朝确立了科举选官制。自此，由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僚知识分子成了知识界的主流。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传承性地从前代南北朝的社会分裂、动荡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有史述说，唐朝儒学大家韩愈提出了“道统说”。简单地说，道统说是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学说，无论开国皇帝集团用了何种不择手段篡获治权，一旦皇朝确立，便是正统。尽管这种学说有强调社会秩序上（驯服）的偏颇观点，但它对维持一个皇朝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此以后，道统学说成了支撑更替皇朝的强大理论依据。

至宋、明时期，发展中的儒学产生了程颐、朱熹强调“道问学”的理学，即“程朱理学”；同时产生了南宋陆九渊、明朝王阳明强调“遵德性”的“心学”（清末学者严复曾予以批评）。由两者师徒相传的知识分子各行其道，争执不已，形同水火。这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一种分化。史述说，那些信奉陆王心学一派的知识分子干脆什么书都不愿读，“束书不观，游谈天下”。其实，后人从北、南宋留存至今的那些颇具宋代特色的避世隐居山间田园水墨画中，也可以看出那种与先代惊人相似的传承性分化。

封建社会“读书做官”的性质决定了做官的知识分子才是学术的主流，而大批未能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束书不观”的支流。那些继承主流观的官僚学者也会对传承性的主流学术产生反思。这里可以引用当代学者刘继兴的一段文字：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开始，中国知识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绵延不绝，以至到民国时期，大知识分子丁文江发出了书生是‘乱世之饭桶’的怪论。颜元、李塨把宋明王朝灭亡的责任归结为书生清谈误国，因此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刘继兴《你不知道的晚清》）。

知识分子的“自疑自罪”是皇朝治权主作用力导致传承知识界产生的一种自惑现象，也是皇朝统治者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评价态度的一面镜子。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推崇和贬低，成了和皇朝循环史一样的一种轮回。

清朝中期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学派代表人物、大知识分子龚自珍（进士，位至内阁中书）说：“读书人都懂得廉耻，国家就永远不会有耻辱了；读书人如果不懂得廉耻，那就是国家的最大耻辱”（引自徐洪业《残阳夕照——千秋兴旺》）。龚自珍一棍子把所用的读书人都打死了，他没能或说未敢明确区分做官的“读书人”（官僚学者）和未做官的“读书人”，以及他们纵向性既有传承又有分化的历史性争执，——而这种决定作用其实来自封建皇权。也即说，官僚学者既是皇权不自觉的奴仆和走卒，又使得所有“知识分子”为皇权误国（循环史）顶替了历史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