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历史史述类著作，笔者有两点体会，一，文字无能说明和记载历史的真相；二，历史进程有诸多的偶然性。

历史老人以它巨大的脚步在时空中迈进，而文字的记载和语言的叙述只是历史人物个体性的感知。历史是一面多棱镜，而史述只能具有角度性，因而造成了文字无能真实承载历史进程的无奈（史学家常说“尽可能接近史实”）。流传至今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便是这种角度和无奈的历史真实自白。但是，历史社会却是以政权形式出现的，而政权形式必是一种文字叙述。文字叙述角度性的无奈，也只能反映出政权形式角度性的无奈，两者在历史上的作用几乎相同。文字叙述的偏颇等同于政权形式的偏颇（俗语说：上嘴唇皮翻到下嘴唇皮，翻来翻去都是理），这是历史自述。用一句近、现代人揭示的话说，假如文化曾经是封建权力的奴仆，那么只能说明，权力本身也应该是奴仆。也即，它们是历史社会共同的奴仆，为历史社会服务。同样，政权文字叙述角度性证明了政权的偏颇，它是无能承载历史这面多棱镜自述的。这是古旧专制政权的历史性缺陷。

现代史学和哲学告诉我们，历史进程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遥想民国初年，假如袁世凯能假以天年，民国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假如孙中山能天寿长久，民国历史又将会是什么样？同样，假如历史上明末政权和皇太极“大清”政权能够达成“平等”妥协（皇太极如此做过），没有明皇朝内部反抗性的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明朝政权，中国历史又会向何处发展？但不得不说，这种假设，中国人还传承性地把它寄托于人这种对象，就像个人具有偏颇性一样，这种寄托本身也具有了偏颇性。历史事件偶然性说明，人的个体作用在历史上其实是微小的，帝王将相首魁领袖无不如此。几千年传统社会的“贤人政治”（即传承至现代的精英政治）思想，只是蒙昧时代人们对社会的落后认知观。中国历史社会长久以来斥责的“山头”、“宗派”、“结党营私”，便寓有对个体人否定的认同观，而“山头”、“宗派”、“结党”的一者坐大，成就了这种历史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几乎在自述着它失败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