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在与西方君王的信函中都表达过“天朝无所不有”的观点，也即中国很富有。历代皇帝，直至爆发鸦片战争的道光朝，仍把中国对外的通商视作对外夷的“赐恩”（对外商经营有如此观念，对内也是如此观念，这是一体思维）。富有观念几乎是传统官僚的共识。至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廷提出了“自强运动”。“自强”一词，只说明清皇朝统治者的目光只在（武力的）“强”与“弱”的视点上，而非“富”和“贫”的视点上，它没有改变中国“富有”观。很多史述著作也强调：中国积弱。

至19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了十多年洋务运动以后，一批洋务维新派（也称早期改良派）如王韬、郑观应等人，提出了“求强以致富为先”、“民富而国强”、“富则未有不强者”的观点。这些睁眼看世界的洋务维新派的言论，一者推翻了百多年来统治者的“中国富有”论，二者是否可以说明，他们的目光已不再停留在官僚统治者（官绅富有）界面，而是移向了中国社会广大普通民众的界面？确实，说“中国富有”，只是传统统治阶层的“自视”而已，无论时人史笔、后人史述，还是乾嘉两朝英国两次贸易访问团成员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记述，都有对中国贫穷的深刻揭示。这是否可以说明，“富有”与否，只是视角而已？洋务维新派的“求富”观，已经触及和包含了广大的底层社会。

郑观应说：“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振工商”，而欲振工商，必先去除封建官督；而欲去除官督，必先“变法”（早期洋务维新派提出：官督是“以仇民之计为误国之谋，以假公之名为济私之实”）。这既是一种理论推断，也是清末70年代洋务维新至90年代维新变法的一条社会变迁脉络。那些早期洋务维新派，大都是后期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但是，由于“变法”触动封建统治的根本，戊戌变法遭致了失败。在根本难于撼动的前提下，一切推断便成为了不存在。这是20世纪初革命派激变和改良派渐变两种思潮产生的历史原因，——即打碎官制还是改良官制。在中国千年传承盛衰循环史观的强大惯性下，改朝换代成了当时不可遏止的大势所趋，即“一提排满，举国同声”。

换个角度看洋务维新派的“富强”论，假如在根本官制不变的前提下，“民富而国自强”，“富则未有不强者”，是否只是一种偏颇的观点呢？在“唯我”官制下，传统中国官绅阶层一体性的“富有”一直处于“运道”和“朝不保夕”之中。由此，中国传统中隐含了“藏富”的文化元素。从这个角度上说，把富和强划等号的观点，只能是“书生误国”之论，这也是千年传统学术走偏的历史常态。它几乎没有走出康乾皇帝“无所不有”而自视“天朝”的认知观。史实是，那个社会无法确立这样一种社会认知：富有是一种相生相养（贫穷也是如此），没有广泛的富有，个体的富有，也会朝不保夕的；个体纵然金银盘满碗满，也是一个贫穷者（清末时人就有这种论断）。简单说，他人富有，才能保障“我”富有；他人贫穷，“我”只能藏富。这是中国历史朝代更替而致“一穷二白”的无声自述。

正像遭受八国联军惨重打击后的“清末新政”谕令所不得不说的：“舍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不精，天下安得富强？”以现代目光来看，“学”不是根本，中国传统朴素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内质变革才是富强之根本。这也是清末民初一段真实的历史过程，而非完全如史述所谓“西化”的过程。因为对西方物质的吸纳，早存在于有清一朝的二百多年间。只是可惜，受落后社会认知局限，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者只是前赴后继的一批利权斜视眼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