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封建皇朝的分分合合，大凡能由边缘民族（史称“夷“）入主中原一统中国的，往往已经和中原华夏汉文化融为一体、对中央王朝非常稔熟了。

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分封诸侯国秦国，地处秦岭以北、太行山脉以西，是一个半耕半牧、偏离中原的国度。半游离的地位给了它逐鹿中原和取而代之的条件。中国最后一个皇朝满清政权，同样处于华夏汉民族政权的边缘。虽然满族以游牧和蛮夷两词留于明末史册，但是，自其在关外东北建立“后金”政权（称先代金国为“前金）前后开始，它便已经建立了一种和中原农耕社会几乎相同的从“包衣”式（汉语意思“家里的”）庄园农奴制过渡到集权皇帝制度（1636年皇太极把汗位改成帝位，包衣现象传承至清朝灭亡才消失）的社会体系，在文化体系上和汉民族一致了（史料记载，努尔哈赤、皇太极等都熟读中原史书、古典学术、军事著作和演义小说）。这也是满清入关移都北京以后能迅速继承明皇朝统治形式、并以汉治汉的原因。征服宋朝的蒙古（帝国）民族元朝政权，虽然总体上是一个游牧民族，但在与宋朝百多年的相持过程中，它对南部汉政权也经历了一个陌生、了解、模仿和取代的过程（建立中国北方政权、土地面积两倍于汉民族宋皇朝的辽国契丹人是游牧民族中的一支，辽国被女真人金国消灭，蒙古游牧民族又消灭金国和南宋并统一中国）。史料说明，元大都北京的建筑技术和文化内涵（可上溯至辽国时期），几乎与中原文化滋养出来的汉民族京城建筑模式完全一致。相反，自大的中原汉“天朝”对“夷”族却不了解，这几乎是历史上“夷”灭“汉”（现在可称地方军与中央军）的历史常态，翻一翻史书，历次自命汉天朝失败的教训如出一辙。

中国自近代以来，产生了一个词语“文化侵略”。文化侵略只强调主体的被迫性和客体的输出性，而忽略了文化的吸纳性，即完整的交流性。可以说，历史上半耕半牧的秦国，游牧性质的蒙古民族，牧、耕、渔相间的满清政权，没有一个是属于对中原汉民族的“文化侵略”。相反，它们无不都经历了一个文化吸纳和了解的过程（有学者极端性地认为是劣币驱良币式的落后文明取代先进文明）。甚至可以说，一个有勇气吸纳他国文化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有很多史学者持这一观点。这是相同内容不同表达、得出结论大相径庭的显著例子）。同样，清末近代前后，西方文化之所以能达到“侵略”（或说文化输出）的目的，前期的西方传教士都经历了一个对汉文化的了解、吸纳和融入的过程。从明朝末年“西儒”利玛窦，到鸦片战争前夕那些精通汉文化、会引用儒学的有名有姓的很多西方传教士，前后大约二百年时间左右，无不如此。而被史述列入“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曾明确谕令外国人不得学习汉语，中国人不得学习外语，违者以斩论处。

众所周知，近代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一句著名言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还有一句话，“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不善于向外国人——他人学习，就会被外国人——他人牵制）。前者强调“我”，后者强调“他”。历史惯性地只强调“我”而缺失我他平等观念的皇朝权力文化，只看到了前一句而冷漠了后一句，这是一种偏颇。不可否认，两句的目的只在获取前者，但缺失了第二句的过程，第一句“制夷”便成了空谈。这几乎可以归结为清末（也是历史上汉天朝）惨败的历史原因。值得深究的是，魏源《海国图志》刊行以后，清皇朝统治者处之漠然，当时的英国人威妥玛、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却将之摘译，供西方人研究中国之用。

仔细推敲，结合历史时代背景，侵略一词具有这样一种语境：这个东西本来是属于“朕的”，而被强行夺去了；而这种“朕的”，正与古旧大汉族主义和历代封建皇朝“天下”观，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天下独尊的落后认知观念相一致。它强调了利权被侵犯而忽略了文化被了解、被吸纳、被融入的过程。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只强调“文化侵略”或说文化输出而忽略文化学习、文化引进、文化融合这种双向交流，是失之偏颇的。了解和吸纳是赢得胜利（至少避免失败）的前提，而非单向宣教式的“文化侵略”和文化输出。这是中国故往历史的自述，也是近代以来由于清末惨败这种偏激认知而被忽略了的（据说中国的“雷锋”被美国西点军校吸纳了——可查百度“西点军校”）。

假如把文化比作水，那么，海绵虽多空却因吸收而丰盈；喀斯特地貌区虽多雨却因流失而缺水。这应该是历史上的文化传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