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台事件发生以后，清廷总理衙门对日本其实已经有了戒心，即当时兴起的“海防论”。但是，从80年代直至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清政府对日本始于明治维新前后的“征韩”论及“大亚洲”论却显得一无所知。李鸿章“尚未料到日本真的借朝鲜问题发的侵略战争，更完全没有想到日本会趁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戚其章《晚清史治要》）。相反，日本却自欧洲入侵中国以后，它的目光一直紧盯着中国，对大清国非常了解，如史册记载魏源《海国图志》流入日本，早期日本维新志士都有游历观察的经历。在适当的列强入侵的时代背景下，引发了日本的改革维新大潮。这是一种相互了解的不对等。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同日本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中，才会愈来愈陷入被动境地”（戚其章语，同上书），也导致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初期清朝官绅盲目自大“速胜论”的出台。

不能否认，清廷一部分官僚对日本有一个逐步转变的清醒认识，但他们的“持久论”和避战论只成了传统非战即投降主流观中的逆流声音。在不明瞭日本企图的前提下，传统主战即爱国、主和即投降成为了甲午战争前舆情的必然。

在主战“速胜论”中，“7月16日谕：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

与此同时，日本出兵朝鲜，目的不在仅指朝鲜，而是拖住清朝军队，以找到真正侵略对手。“显而易见，日本的目的是，既要日军死赖在朝鲜不撤，又要想方设法拖住赴朝清军，以制造对中国直接开战的借口”（戚其章《晚清史治要》）。

当时清廷体系并非无人识透日本的蓄谋。在清末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史册上很有名气、当时的太原总兵聂士成曾向直隶提督叶志超建议了收缩策略，并电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聂士成对甲午战争前夕的清军使命认识很清醒，是“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他建议采取收起拳头（以便日后更有力出击）、让日本失去战争主要对手、“避实就虚”之策，他“地利人和均落后著”正表达了一种“在不利的时间、不利的地点，不该打一场不利的战争”的观点。“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若此建议能被采纳，则不仅可以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处境，而且亦将在政治及外交方面赢得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的侵略计划来说，必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戚其章语）。

可惜，清末大国传统主战的舆情和缺乏纵横捭阖主客观条件的北洋主帅李鸿章，此时已成骑虎难下之势，衙门而非纯军事作派使他丧失了这种主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