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揭示，李鸿章确曾得到俄使喀西尼未被俄国政府批准的个人关于中日冲突干预的意见。李鸿章在丰岛海战前两天，还在电告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马建忠等《东行三录》，马乃李鸿章幕僚），对俄国侵略的模糊认知使他给了丁汝昌一个空心汤团；又密派盛宣怀向俄国参赞巴福禄转达意见：“吾国并中堂之意，均欲与贵国合二为一，将日兵逐出。惟贵国须用兵费甚巨，亦断不能不重为酬劳”（陈旭麓主编《中日甲午战争》），企望贿赂俄国出兵。又据幕僚吴汝纶《复陈铭书》称：战前李鸿章派罗丰禄东渡日本以银贿日，“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并言之凿凿：“以上所言，皆某所亲见”（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李鸿章为了避免战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

事实上，为了防止俄国单独插手，英国确曾发起英、俄、法、德、美所谓“五国联合调停”，并称：“现在英、俄之外，又约德、法、美三国同办此事，合力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敢不从。此时说话，总在日本一边用力”（《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同样，日本击沉清军运兵船高升号之初，英国舆论完全站在谴责的立场上，只是清廷在外交上的认知局限性（中外评价：弱智），才使得局面向着有利的相反方向发展（最终清政府成了高升号被击沉的索赔对象）。正如历史学家郭廷以评价：李鸿章“所谓外交，只是妄想俄国的相助与英国的调解，而不知俄、英各有怀抱，各有顾忌”（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可以说，由于利益这一终极目标的驱使，调停只成为了列强之间唯我性的抵耗，最终只能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历史学家戚其章对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总结是：“大致说，9月下旬以前，他相信列强会出面干涉，而且对援朝淮军抱有一定的信心，因此采取了以战促和的方针；9月下旬以后，由于军事上节节失利，慈禧又亲自出面主和（注：慈禧所谓‘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他又成为慈禧推行主和方针的得力帮手”（戚其章《晚清史治要》）。

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于1896年访欧时继续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清廷仍在错误的外交方针上滑行。战时清廷以和求和而非以战求和的方针，成就了列强潜在瓜分危机的大肆猖獗、明目张胆发展，及构成了两者相生相养的一个因素。有历史学者揭示，假如戊戌变法（帝党）背后有英、日的力量，戊戌政变（后党）背后则有俄国的力量，这种近代史学观点决非空穴来风。清廷固有陈旧的对外“羁縻”策略，只成了事实上可悲可叹的引狼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