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朝上溯的皇朝帝王统治者是以“属民”和“属国”来看待这个世界（当时叫“天下”）的。清末19世纪70年代中日琉球国之争时期，首任大清驻日公使（继郭嵩焘被派遣驻英以后）何如璋对传统中国和琉球的关系，其短短一句话，颇写实了这个“属”字的全部含义。他说：琉球“自明朝洪武五年，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定例二年一贡，从无间断。”

对“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有史学者提出了对属国“松散型管理”的观点。但是，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外紧内松的治权方式。这很符合传统中国帝王确立主官便“纲举目张”的治权理念。微而小之，它对“国家”内部的治权理念也是这样：（和平时期）皇朝中国是一个官绅民社会，官由朝廷派遣，构成一个框架，而底层实际是一个绅民社会，几乎也是在框架之内“政令许其自治”的社会状态，而上“贡”现象确也存在于历朝传统中国内部；扩而大之，它对“天下”远及的国度，只具传说，一旦发生关系，臣服朝贡便册封“国主”，相反则称“化外蛮夷”。近代至现代以来，中国把这种皇朝治权方式称为封建，定义颇为确切。或可以说，它比欧洲国家中世纪的封建更具成熟度。

这一治权理念，其实根本忽略了所谓“自治”内部人民的社会动态，这是中国历史长久以来“小民”、“草民”观念存在的客观历史自述。而历史循环式的“造反”，正是其内社会动态真实不自觉的表现形式。

官员框架式的治权，使它直接面对了其下的社会内质，这是皇朝中国存在现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历史自述；而这具治权框架的腐烂，导致了社会内质的动荡和造反现象的存在。无论治权理念，还是造反理念，两者相辅相成，都在割裂性地看待其实互为一体、相互影响的同一体系。现代世界观告诉我们，治权和“草民”相生相养，同一体系都“不屑”的“草民”（和治权者），在进入近代以后，是难于被世界所“屑”的。

正因为这种见仁见智的“松散型”或“外紧内松”观点，清末官绅辜鸿铭会在面临外国侵略及“西风东渐”文明输入时竭力为皇朝辩护，认为中国的“民主”早已存在。

也正因为治权框架腐烂导致的社会动荡，皇朝中国一直致力于“吏治”。这一历史传承至今仍巨大地影响着现代中国，它叫“干部建设”。其实，它仍漠视了社会的内质。这应该是传承性的看待社会的偏差认知观。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吃亏就吃在传统“至高无上”对这个“属”字的固有认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