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甚于防盗”，这是旧中国民间及中国历史学者对封建皇朝社会官僚的写实。无论“甚于”的用词是否精确，两者同防的性质是确凿无疑的。

汪宝树是清末一位基层官员，义和团被镇压后，出任山西广昌县（地处太行山区）知事。汪宝树著有《太行阻战记》，成为了记录清末社会的珍贵史料。

义和团覆灭以后（1901年），八国联军（德军）仍四出侵扰。驻山西广昌县的万本华、升允两支清军与战不敌惨败。德军死二人、伤二人；清军死三百余人，“查看战场，横尸满地，杂以私马，惨不忍睹”，当地百姓“遇害十余人”。此事惊动了清朝“首台”，便派汪宝树去接任原广昌县知事刘仁甫。其信函云：

“……查德兵现在实有往广昌之事，若不迅将刘令调省，必至不能保全。除详明外，仰该员即将此札交刘令阅看，迅即接署广昌县篆务；速将地方应办公事暨一切交涉事件妥为经理。至刘令回任与否，应俟到省后面询情形，再行定夺。……”

这份“首台”命令中的“将刘令调省”，“ 至刘令回任与否”，已经明确表明了“革职”刘县令不过是一种对德军的羁縻策略，它和清政府对内的官员某地犯事“革职”而易地做官何其相似乃尔！

同时，汪宝树自述：“昭晟偕同德国天津粮台官扣发尔来寓畅谈，……今与昭晟同榻（过夜）”。“昭晟”是汪宝树的二儿子，时任德军翻译官，在德军进攻广昌县的那次战斗中，汪宝树的儿子曾随德军一起行动。也就是说，这么一对父子，一个在任清朝为官，一个在当侵略军的翻译官。这虽为离奇却并不惊诧。在清末整个官僚体系中，这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所谓汉奸，历来大都在权力者体系内。

汪宝树在写给德军的信中这样表白：“再者，小儿昭晟号勋西亦系中国官员，若随从贵营剿灭土匪，绥靖地方，自系分所应为；若华洋开仗亦在行间，恐难免招人口实。伏望大人曲赐矜原，保全宝树父子名节，则世世子孙感戴不忘矣。”汪县令具有一张怎样的多面嘴脸！

历来把殖民侵略者称为外盗，清朝官僚的“防民甚于防盗”，甚至是可以和“盗”相勾结的，而两者同防的对象，只能是“民”了；这个“民”，是被清朝官宦在史笔中咒骂的“奸民”、“乱民”、“土匪”，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所谓“良民”（顺民）。清末民初民权运动中先行者们所说：一部皇朝史，便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其言不为过。用现代的语言说：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后人看不到普通人民真实的影子。

汪宝树记述，在万本华、升允两支清军驻扎广昌与德军开战之前，开战的谣言已经广为流传。广昌县令刘仁甫再三向德军表示，“抑或系奸民伪造”。直至清军与德军开战已成事实，刘县令“仍复遣人劝阻，万勿开仗，以伤和气”。这种史实只能说明两点：一，“谣言”只是清朝官员的借口说辞，它其实决非谣言，说明了当时清廷中枢实际对它的下层官员已经失控；二，清军与德军开战，并非可以用一个“爱国”定性，只能说它与敌手的矛盾已成为了一种私仇；同样，县令的“劝阻”，也非一个“媚外”和“汉奸”可以作简单解释，这几乎可以理解为朝政乱象造成的“公婆说理”——各为理由。传统史评常会把这种县令指认为洋奴与汉奸，假如确实可以承认这一点，那么万本华、升允这两支曾经参与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在败退中“沿途抢掠”的清军，可以认为是“爱国”的吗？也未必如此。清末国人不会只是非此即彼的两种人，这是一种落后的社会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