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现代的近代史学者把“警察制”创建归诸于清末直隶总督袁世凯；翻一翻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期的近代史，才知道警察制是肃亲王善耆接手于当时占领军日本巡警制（此时袁世凯在任山东巡抚）；再看一看八国联军先于北京占领天津的这段史实，才知道警察制在天津列强的“都统衙门”成立之初已经正式建立。

警察在古中国也具有它的雏形，那时叫“捕快”。它有两个基本点，一，保护地方官员，由官员豢养，不属于基层地方政府的公职；二，它是一种“贱民”职业——因此捕快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现代警察具有“治安”职能，这一职能更显示了它保一方平安、保护公众而非仅保护上官的性质。

八国联军于攻占北京之前在天津成立了一个“天津临时政府”，中国近代史称“都统衙门”。都统是清军军官的职号，它应该是清末国人对当时成立的外国军政府的称呼。这个“临时政府”两年有余留存的档案，由撤防时的列强军政府交给了新上任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因而这些史料得以保存。现就两个方面作一解读，以资记录。

一，列强之间关系：

任何侵略者、掠夺者在本质上都不会团结一致。侵略者占领天津时期，俄军占领了“河东”一带，那里成为了它的势力范围，因而排斥任何列强国势力的渗入。天津临时政府要在“河东”架设电话线，却遭到了俄军阿列克谢耶夫上将指令的阻止。对此，1900年10月5日的“第49次会议”留下这样一段档案：

“委员会决定致函阿列克谢耶夫上将，提请他注意以下事实：上述地段属临时政府管辖范围，并相信此事是一起误会，要求应以维护政府权威为主，避免在列强之间发生令人遗憾的摩擦事件。”

列强之间“摩擦事件”经常发生，在1900年12月24日“第85次会议”上，记录了这样一句话：“把‘当委员会与所有其他当局发生分歧时，委员会只能请军事司令官裁定’列入条款。”记录说明了事实的存在，“天津临时政府”隶属于八国联军司令部。

二，列强与华人关系：

在清末数十年列强侵华史中，中国后代史评往往把“华人”的“投外”行为作了低调文字处理，这是错误的史学观在作怪。它恰恰回避了当时一般华人对清政府落后不满的史实。“汉奸”不可怕，可怕的是清政府的落后和愚顽，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脉搏。

在档案“对区长的指令”“总则”中，有这样一条：“各村的绅董负责按二十人中招募一名华捕的比例招募华捕”。这一比例可以使人想象“华捕”人数之多。“华捕”这一名词在近代史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旧上海著名黑道人物黄金荣便发迹于“华捕”。同时“总则”规定，对于“华籍职员”，“可在区长的权限内，对他们处以适用于华人的其它惩罚。……，向委员会有关委员作出简要汇报”。显然，它揭示的是，在同一规制内对“华捕”和“外捕”的不同“惩罚”。联系当时殖民者眼里的清朝落后和列强先进的事实，这个“惩罚”，是否就是当时华人社会的那种“犯人”酷刑呢？要知道，清朝原始的私刑式酷刑，只在1906年的“立宪”中得以明确废除。一个“适用于华人”，令人解读到的，只能是固有的低人一等和当时的被人看低一等。

在1901年6月24日“第161次会议”记录中有这样一条：“请汉文秘书向本委员会汇报，是否同意在通告中取消‘暂行管理’的字样，该提法会降低临时政府在通告对象华人眼中的威望。”

首先，这个“汉文秘书”想必是当地较有声望的士绅，否则万难当此职务；其次，他为谁而“请”？应该是他所居的片区绅商？这一条有两种解读：一，汉奸行为。由于传统“唯上”观的习性熏陶，清朝官绅商投靠列强，比外国人投靠列强政府的愿望还要强烈；二，这位“汉文秘书”在耍小聪明，他只是以此试探“临时政府”是否真的只是“暂行管理”而非长久统治，得到“保留这些字”回复以确证“临时”。

当代世界（包括中国）历史学者认为，历史起码分两种，一是过往的事实；二是史述。第一种很难完整记录，而在第二种历史中，应该看到当代人的影子，这是一种人与血脉的传承，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里，有现世一样的各色人物，而非仅有文化塑造的或英雄或狗熊——这是文化传统的遗憾。一种看不到当代人影子的历史，是一种“任人打扮”的历史。说得明白一点，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借古喻今”，恰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今中寓古，（由于官本位传统）中国普通后人在历史史述中想看还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呢；而在述说古代官吏时，常被任何现世指认为借古讽今！古旧史学观常常树立褒贬典型以作镜鉴；现代史学应该不去争论历史中的好人与坏人，只要他们是一群真实的社会人，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当代人的影子，我们便会认为这是一段历史血脉的真实传承。无论恶人、善人、多重性格具有性格弱点的人物，都是真实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祖先。一种缺失当代人影子的历史，只能是畸变的历史。

    天津都统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