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始皇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这在众多历史学者的著书立说中早已明确，不赘述。但秦始皇在清朝上溯的封建历朝历代，却一直以负面的“暴君”角色出现，其原因是他用武力剥夺了诸侯国的王权，夺取他国的民生物产，置之于皇权私人口袋（包括歌颂尧舜禹禅让这种说辞，其实是历史社会中早已存在的借古讽今文化现象，用于骂当世一姓皇帝）。近、现代史评无法规避秦朝大一统暴力性的原罪，只能大都以历史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来一言蔽之。

中国大一统曾对中国历史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却使中国发展遭遇瓶颈而发生畸变。这种畸变被近、现代用语“停滞不前”和清末用语“西学中源说”即历史上工艺技术“失传”和“外流”来表达，它应该包括精美民间手工艺制作及中国传统医药等。一统产生更替，封建皇朝如何来确认朝代更替“窃权”的合理合法，以巩固汉民族大一统，避免像始皇帝一样被后世咒骂？从文化兴盛的唐朝，到遭受外族侵扰、危机重重的宋朝，是这种大一统理论蓬勃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巧合，唐朝专制皇权转窃于“暴君”隋炀帝，宋朝专制皇权转窃于后周帝权而“黄袍加身”，都是臣夺君权，并形成“正统”。“道统”一词便在皇朝更替的需要中应运而生了。它首创于为现代人所熟知的唐朝大家韩愈而继承、弘扬、巩固于宋朝程颐、程颢两兄弟、朱熹等诸位大儒（后朝大儒也存在有攻讦前朝大儒现象）。可以说，宗法等级、君臣父子（即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及“莫非王土”的“道统”，成为了自后虽皇朝暴力更替但合理合法、所谓“万世之至论”的“天下”游戏规则。此谓儒学“循环史”观，它客观说出了中国历史社会的变化发展规律。由此开始，有历史局限性的、没有正确认识社会本质的封建道统说成为了不可倒置的皇朝唯一“真理”。   

至末代皇朝满清晚期，大量欧美学说输入中国，尤其是关于国家与社会学说“契约论”的输入，无疑是对中国历史长期以来的“道统说”的一种冲击。

清末先智者首先对历朝皇权获取的原罪作了揭示，否认其正统性。梁启超说：我敢说，数千年没有哪一个皇朝是正统的。又说：“我国蚩蚩四亿之众，数千年受治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犹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 盲鱼”和“缠足”是梁启超对“封建局限”很有见地的形象比喻。他同时表达了国家如房屋，人民是主人，而政府只是房屋的管理者这种思想。

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各朝各代的变迁史，成为了一部分清末觉醒知识分子的自觉行为，产生了有社会意义的“新史学”，不再仅有数千年的列传本纪“帝王史”。

严复说：“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复之也，于是其法其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

严复此论出自他的文章《辟韩》，是对“道统说”始祖韩愈所谓皇朝真理的撕其“金玉”露其“败絮”的批斥。他表达了与梁启超一样的“民”为“真主”的意思。他用“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 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等语，形象地描绘了偷窃和被偷窃两者之间的动态画面，生动跃然纸上，而其结果，却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这是自后历代人“一穷二白”、“一盘散沙”等诸多共鸣的嚆矢之笔。

我们可以遥想这么一组历史镜头。有一祖辈，为了生存而迁徙，来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土地，开垦种地，造就了一个家园。子孙繁衍，颇具田园风光。但某一天，一马队飞奔而来，扬鞭对正在田中劳作的农人吆喝：你们搬走，这里已经是某官员的私田了。这种强迁，就反复地发生在故往历史社会的各个时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