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慈禧在朝内主政40余年，李鸿章以封疆大臣辅政40余年，赫德以总税务司干政50余年，他们互相结纳，构成了那时的政治格局，这三个人中，李鸿章又是关键人物。”（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历史学家点明了清末那种时代的权势格局。我们不妨分别作一种推论。

   一，以赫德为起始的推论：

   赫德带进的海关管理制度具有先进性，因而自此的海关税收成为了清廷的一大经济支柱。它从原来皇宫内务府私家钱袋和海关道与地方政府的分肥利源，成为了朝廷户部的财政收入。但是，毫无疑问，赫德自后向清政府提出的种种改进性建议，在那个侵略时代，维护的是列强在华利益，这是由他的殖民性质所决定的；由此，李鸿章与赫德的关系，是学习和外倾共存的关系，这是落后向先进学习的常态。学习具有自主性，外倾具有依附性（与媚外交叉同义），这是权臣李鸿章的作用，也是他所处时代的尴尬；就慈禧来说，她既要维护专制皇权，又不得不依靠李鸿章，而借助赫德的外力，是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落后现实被迫进步中不可否认的因素。

   二，以李鸿章为起始推论：

   李鸿章依靠脱胎于湘军的淮军势力壮大而走进了清末政坛，他是以对内战争的强人形象出现的，是国内的时势把李鸿章推到了与赫德为代表的外国人直接接触这种机遇之中（时势造成的英雄）。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与外国侵略者如戈登等人的合作中，走在时代前列的李鸿章，不会不对欧美国家的近代人文理念有所认识。欧美人文理念和军事两者的先进，是他辅政40年不愿也没有与外国侵略者真正交战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先天缺陷，有否在他心中产生或闪念过？否则，在戊戌变法期间，他怎么会说“数十年来我一直想革新求变，可是我没有做到，而康有为做到了，我不如康有为”这种言论？这也是他数十年来“汉奸”、“卖国贼”骂名未断的原因。李鸿章国内强权者的形象，使他有这么一种有利条件依附他认为更强的赫德势力；而李鸿章的国内强权，就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唯一皇权观而言，又得之于慈禧，他能不唯慈禧意愿行事？

   三，以慈禧为起始推论：

   皇权是“祖宗之法”，是不可倒置的庞然大物；对外战争失败是前车之鉴，以祖宗之法获得西方船坚炮利则如虎添翼。如何获得，李鸿章是走狗，他看着办；而赫德则代表了既要学习、获取，又引为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的这么一种外部势力。清末一切中外民教冲突，几乎都以本国官员革职和本国百姓杀戮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是封建皇权对内无上权威和对外无可奈何不得不依附的真实表达。在对外交涉中，李鸿章是木偶，皇权权威及御用舆论则是一根根无形的牵线；这个木偶，是不可否认的具有主观倾向（具有传统“防民甚于防盗”的思想）的木偶，他既受制约于慈禧，又受制约于外国有形的先进武器和无形的人文制度。确实，有很多近代史学者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中寻找了大量史实，以说明清军武器装备并非有多么落后于外国（洋务成果），他们是否想以清末有形的东西来说明那个无形的东西？

   慈禧对外既学习（学不像而甲午惨败）又仇恨，构成了清末洋务运动（所谓“自强运动”）兴起和庚子之乱盲目排外的前因后果；李鸿章是“自强运动”的实践者和主持者，他对本国皇权和列强势力依附和学习的两种态度，构成了他在洋务运动中无可替代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作用和生前死后“洋奴”、“卖国贼”的骂名；赫德控制海关50余年，既为清朝海关打开了一扇学习西方的窗户（在签订《辛丑条约》之前，李鸿章首先拜访赫德而成为在列强面前为慈禧免去“义和团”祸首的主要沟通对象），又在强势的作用下，把具有固有强权观念的清朝官宦，从曾经的满清皇权“家奴”，变成了近代“洋奴”。

三者关系，构成了当时国民所指斥的清朝“洋奴政府”，和后人指认的世界丛林法则。这就是史实中的先人们要诉说的“凡帝反封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