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近代史学者认为，八国联军入侵以后的清末，是自后中国社会“崇洋媚外”的始点。在以前列次的对外战败中，清政府一点一点地剥离了自信、排外的的传统观念，至此（率领“义和团”盲目排外而失败）达到极点而出现滑坡。假如以皇朝时代传统唯上、专权的道统观来看待这个社会，那么，之前“天朝” 蒙昧的自信、排外，引领于统治阶层——这是存在于史料、证明于史学家论证的史实。诸如自叹器物不如西方的“洋务维艰”；清廷士大夫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体西用”等等，以抵御西方文物制度；而从此时开始的崇洋媚外，也同样应该引领于清政府官僚体系。排外愈剧，失败以后的媚外也就愈烈，是这个统治集团肌体生理的自然反应。

在清末政权最后十年中，存在着这样两个不可忽略的事实：一，中国内部对外争主权、对内争民权的大势所趋；二，清政府“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致舆论”的所谓“清末宪政”。实际上说，就两者的强硬而非懦弱来看，前者是新时代国家、人民意识觉醒的反映，是一种国家与民族的本质力量，而后者则是传统皇朝政府“专于对内”的惯性。“崇洋媚外”成为了当时、当势既关联又分离，多视角、多立场的复杂社会现象；清政府（被当时称为“洋奴政府”）也以此辞作为指责国人“求强图新”的蛊惑性遁词，而完全不顾自己一贯以来器物洋务、把外国先进军工装点落后皇权的真正“崇洋媚外”。清政府一贯的“立国之道”，崇尚的是“礼仪”等级、强权弱国愚民的道统，崇尚的是对臣民百姓的“权谋”羁縻，而非“人心”思变的国家与人民“变法”图强。

台湾历史学家王尔敏说：“1900年庚子拳乱之后，何以国人多由强烈之排外，一转而倾向于媚外，此时须就保守观念作考察。盖旧日之所谓保守固旧分子，多非由理性之认识确信唯能排外而始得保守自存，实多凭一种感觉意识，与感情之冲动，特别是由厌恶之反感，盲目排外。若郭嵩焘之所形容，见洋烟（鸦片）则争相吸嗜，见火车、轮船、电线、机器则协力以攻毁之，以为愚昧不可理解。及庚子拳变，反洋失败，狂热之气焰顿消，原无理性自信作支持，遂仍转旋于感情心理范围，一变而转为惧外，由惧外自亦不免尽施媚外之术。”（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之动向》）

这里的“非由理性之认识”，“感情之冲动”，是“直觉”的相同表达。就现代心理学解释：直觉是意识的本能反应，不是思考的结果。——“思考”即王尔敏所说的“确信”。也就是说，清皇朝的对外反应，还处于人类本能原始状态。当然，皇朝统治者因由“本能”而为自己寻找万千条排外理由，也成了“思考”。这种直觉，实则是对旧中国“走一步看一步”、“碰鼻头转弯”的最好注解，是皇朝制度无序的本质。

直觉的感情行为是靠不住的，就像人是靠不住的一样，人治制度是故往历史社会存在“朝令夕改”现象的必然。王尔敏关于排外、惧外而媚外的转变，深刻揭示了清末社会皇朝权力者的本质。自此开始的“崇洋媚外”，非由普通民众，而由心态扭曲的清政府官僚阶层分子所引领，这是权势社会的特点。——由此走歪，由此国人相骂（从动嘴而动武即军阀战乱），似乎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