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故宫藏拳乱史料注释》考证所言：清末义和团时期，清廷所发上谕，已被慈禧“改窜”与“消除”。这几乎是慈禧清末当政四十多年的惯常手段（敢做不敢当），由此留下了“东太后死亡之谜”、“光绪死亡之谜”等的诸多历史疑案。也就是说，慈禧“上谕”对当时义和团短期蔚然成势有着密切的主导作用；但就仅存史料“上谕”而言，这种作用已被抹去。但是，采取“鸵鸟策略”的慈禧，何能抹去这些曾经的“上谕”给时代留下的印记？

当时外国教士、领事留下的诸多文献，把民间义和拳的成势指向了“上谕”；总理衙门首辅端郡王载漪、军机首席大臣刚毅等排外者形成势力，没有慈禧的指令、支持，是难于想象的；义和拳首发地山东巡抚李秉衡、毓贤等没有“上谕”指令而可以助长、引领民间排外势力，也是有违封建皇朝唯上“为官之道”的。

就毓贤任山东巡抚时期的山东局势，外国人斯泰葛尔在《中国拳乱始末》中说：“毓贤的地位异常困难，他处置这次的事变既然和中国的法律和习惯相符合，他自然怨恨传教士的批评，和北京外交团对他的攻击。……外人居住的地方，他却派卫队保护，对于传教士们不幸的事变，他也尽力地防护。如果这些爱国的民团同教民为难，一定是因为教民为一般人士所不喜。而且事实上证明教士在实力充足时常常无缘无故地侵犯义和拳。”

外国学者就毓贤的为官职责和山东民教冲突的本质作了如上评述。不可否认，中国民间义和拳中有痞子，教民和教士就没有？，但义和拳（包括官吏）具有被迫性。外国人的评论为什么就显得比较持平？反而在本国，数十年前，把义和团褒之为“爱国”、“反侵略”；而数十年后的现今，又有舆论把义和团贬之为愚昧无知、迷信盲目的“愚民”。这偏离了当时民间义和拳和教民、教士两者互为作用、相处恶性循环的逐步升级。以史实论，依仗外国强势的教民、教士，无疑是“侵犯”的主动者。台湾学者李守孔甚至说：就中国民间而言，“然其最初目的，充其量不过想强迫外国教士退出中国，对于基督教徒之恐骇勒索，无非促其脱离教会，而无伤害之企图”（李守孔《清季山东教案与拳乱》）。从外国工业机器进入中国而冲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小农经济生存的大坏境来考察，此话不无道理。

台湾学者戴玄之说：“倘没有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刺激，人民也不会仇外；纵有仇外之心，若无教士教民的欺凌，也不会产生群起排外的事件；纵有仇外之心、排外之事，若无天灾频仍，人民也不会有那样疯狂的行动；纵有人民疯狂反外，若无慈禧的奖励，也不会促成千古未有的奇变。如果没有列强要瓜分之祸的刺激、教士教民的欺凌、连年的天灾，纵令慈禧想尽方法来鼓励人民排外，也未必能达到目的，更不会那样波澜壮阔。因中国人民向来是四海一家，对外和平相处，非等遭受到不能忍受的迫害时，是不会揭竿而起、一致对外的。若慈禧不纵容拳民，事态决不会扩大到无法收拾。……故归根结底，庚子拳变，实外人启之，少数愚昧权贵煽之，而其主要因素，实由慈禧鼓励拳民排外所致，否则不会发生。”

这是一段符合当时国势的推论。“四海一家”、“和平相处”只指朴实、非勤劳难于生存及求富的人民，而非包括以利权为第一要素的清朝权贵统治者。后代有学者如果站在“爱国”、“反侵略”的角度推论，则很难圆说清廷权贵官吏与义和团之间“排外”的异同，会陷入“公婆说理”的颠覆性轮回。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慈禧一反过去给义和团“加恩”的领导态度，推诿祸国殃民责任，一说“此次祸端，肇自拳乱”，二说“皆因诸王大臣纵庇拳匪，启衅友邦”，把民间义和拳自卫性被迫反抗，说成了主动性“启衅”。那些当时后代贬斥义和团的言论，是否就是和慈禧一样“既当婊子又竖牌坊”的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