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代有没有制度？大多人都会回答：当然有。中国那个时代有没有定制？有人会回答：有；有人会回答：无。有者，一百年前清朝上溯的帝王时代常说的“祖宗之法”、“成例”，便是定制；无者，“祖宗之法”为我所用，便无所谓定制。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深刻影响的历史命题。

人在政兴、人亡政废，是中国历史长久以来的古语。这个“政”，便可以理解为“制度”。这种朝代之内“政”的“兴废”，和中国历史社会随着循环朝代的“兴废”，其实深刻揭示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社会“制度”的脆弱性。与之伴随的，是“破”和“立”的社会与民生的兴废；与“破”和“立”观念伴随的，是“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留给后人事实上的“一穷二白”，和在这块国土上不屈不挠、自生自灭的人与文化。这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所有“现代人”深思的沉重话题。

封建社会历史长久以来，中国没有形成一个现代人的先辈们人人可以依赖的制度，先辈们只能随着各朝“龙头”的兴而兴、毁而毁。确切地说，它决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制度”，而只能算作因时、因地制宜的发号施令。

封建帝制结束时期，乍暖还寒、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亲信梁士诒，在面对世界近、现代社会制度时所说的话，无意中深刻总结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对“制度”的认知。他说：在中国，很难想象中国人会对虚渺的制度负责而不是对人的负责。

这便是古旧中国的所谓“制度”，是一种对“制度”的传统认知观。

对人负责，还是对社会制度负责，可以视为“制度”新旧两种观念、社会智力发育与否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