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回过头去看一百多年前清末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中源说”，很多史学者都归结为两种现象：一，守旧者以传统“天朝“文化博大来贬斥西方的科技文化制度，那些持此论者，歌颂中国古文化是大旗，为其现世固有道统服务才是利器。任何理论，只为当世服务，这是一种历史社会常识；二，很多洋务实业者也借“西学中源说”为其现世的洋务活动提供台阶：这种科技本来就是中国的，引进西洋科技只是宏扬中国古文化而已。

其实，当时社会朝野的这种争论，至少反映了以下两个实质性的问题。

一，现代知识告诉我们，由于世界东西方同为人类，其适应和征服（现在叫和谐）自然世界的行为自会有相通之处。发明与创造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产物，非有区域性的畛域之分，只有与人类对自然世界认识智力的发育早晚有关。无论中学西源，还是西学中源，其实只反映世界人类本质性的共同之处。以现代科学观看来，这种争论毫无意义。由于中国社会对人本性认识的智力发育较晚（只识他人，不识自己。待人式的读心术、算命自古存在，同为此理），当时社会的士大夫们，还没有认识到同为人类的东西方社会发展有相似之处。另外，“西学中源说”既然是大多数人（士大夫）的共识，则说明，古代中国（史料中）确实存在着较高的科技记载（也包括传说、臆测），或说这种科技已经萌芽。封建皇朝社会之初至清末一段历史证明，中国实际上也存在着西方20世纪初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即“存在便是合理”），不过是中国没有在对社会的认知中发展成为一种学说罢了。这也是一种相同之处。

二，“西学中源说”只为现世服务，这是争论各方的本质；学说只为统治者服务，这是古今中外封建、落后、专制时代的历史常态。也就是说，学说一为自己服务，二为唯上的专权者服务，这是落后时代人类自保性本质的必然。一种纯学术性的理论，一定是唯社会发展、唯他的学说；一种唯上的学术，一定是御用和唯我的学术。无论清末“西学中源说”者目的何在，只因为在他们的上面，有一个唯我性的权力，这是当时士大夫们都“拎得清”的关键。正如清末姚锡光在1898年著关于甲午战败《东方兵事本末》一书序中说（其时李鸿章仍有权势）：“盖在官文牍，每以隐饰，而掩其真；私家记载，又以嗫嚅，而丧其实。甚或援尊亲之义，为曲讳之文”。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尊亲忌讳下的文字立言，大都只能是皮相之论。

台湾学者谢延庚在《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的背景》中说：持论“西学中源说”的士大夫们，“所以因应俗尚观念，大半是别具居心的”。这种“别具居心”，包括了“抵御”西学和“引进”西学的论者双方，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正和中国自古传统的“口是心非”、“嘴上一套、行动又一套”的文化两元论现象相匹配。

中国历史有这么一个现象存在着：一个充满未来构想的时代，是进步发展的；一个引经据典、借古喻今的时代，是衰微落后的，因为这个时代负担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