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学家赵中孚说：“传统社会从事现代化的改革，是一条痛苦而漫长的路途。若干社会学和政治学家，都肯定这是无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对新事物的对抗力量无比巨大；其破坏——重建——整合的过程也相当复杂。与新兴国家的改革有基本上的差异。中国是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自然不能免于困扰。事实上，这种困扰可能还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赵中孚《近代中国军事因革与现代化运动》）

传统既是一笔财富，又同时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惰性阻力。正因为这种几千年的惰性传统，中国社会对人类社会的认知观，即在进入近代门槛的时候，也是踌躇犹豫、浅尝辄止、左右两腿分别旋进即退的。这一段时间可划分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初来，到鸦片战争结束。这是一段行将进入近代而终至退出的历史阶段，或可说它是近代门槛前一段幽长的门廊。

近代化的鼓鸣已经从人类世界的西边传来，但东方大汉民族根深蒂固的寻根文化（厚古薄今）、“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传统天朝道统观，却依然以其悠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难以自我遏制。

另一位台湾史学家王尔敏说：“统观当时人物的言论，可知中国近代化观念的形成，实自西洋炮械的认识入手，其所从事的自强运动，也以创兴机器事业为内容，以为只要制造利炮坚船，就足以强国赡军，抵御外侮。因此这个自强运动的思想基础，着重于军事革新，尤其是兵工业的创立。……而随时代的进展，自强的意义才日渐繁富，乃至构成中国全面的近代化。”（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

军事革新“以夷制夷”的军工事业在西方侵略的被迫之中，引领了中国其他一切近代化的社会事业，这是中国公认的迫使中国传统列车突然改变方向的“千年之变局”。这种外力之下的改变，或者说突然而来的军工近代化，而非中国传统社会营养肌体自然、主动滋生的“近代化”（社会营养被掩盖——帝王的焚书、编篡书册、禁书其实是一段掩盖的过程，清朝著名的文字狱便是“和平年代”最具代表的形式），是否已经埋下了那段接踵而至的近代历史危机的伏笔？历史的事实是，传统的道统之中，中国社会也自然滋生了“官督”军工。官督（有学者评：无企业之精神，有官场之恶习）成为了外国经验与清朝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构成了中国全面的近代化”的历史惯性第一步。

官督是一个近代词语，但它却是近代史以前贯穿于悠长中国历史社会过程的、不可倒置的一种道统现象，它其实是人类世界蒙昧时代对社会认知无可替代的常理。官督有两个含意：官员监督和官员领地。在蒙昧时代，其意显然重在后者。领地便是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之中，一切的利益必先以主官获得。

就获利性而言，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的湖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弟）一言，无意中说出了中国古旧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对自然世界认知划分的关键词。他说：昔谓“挖煤之利，逊于盐务远甚”，今视“开挖矿产，其利实非浅鲜”。也就是说：今昔的相同之处是一个“利”字，今昔的不同之处是挖煤和盐务，对“盐”和“煤”利之认知，成了士大夫们传统与近代区别的标志。这是社会对赢利性自然产物认知观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否带有传统唯利权观局限的惰性？

在清代，传统封建道统观躺在中国前人发现的盐矿（及铁矿、铜矿）之利的荫庇之下，再无对自然世界进一步的发现与探索。清末被迫之下，仍以官督为不可倒置的道统，进入了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