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地下帮会组织始终贯穿存在于有清一朝，无论是白莲教还是天地会，其历史源远流长。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地下帮会是被清政府严禁的，但历史的事实却与这种“严禁”相抵牾着。何以成为这种矛盾现象？史学者说，在中国落后残酷的皇权唯我性专制社会中，统治者真的想要禁止某一社会现象，不可能做不到。也就是说，禁止“邪教”式的帮会组织，只是皇权统治者的官样文章，以便在适当的时候给于严厉镇压。

台湾历史学家王尔敏揭示了地下帮会的性质：“民间下层之社会组织，原不止于秘密结社，抑且即使有秘密结社，亦非一定倡乱造反，即令在平时，亦不一定反政府。最显著，清（青）帮亦为秘密结社，而始终标志清帝年号，大书康熙万岁万万岁，熟习漕运职官称号，职志即以运粮为本。即在洪门之富有革命思想，有反清复明宗旨，亦并非一定倡乱，平时均各安本业，至不得已始铤而走险。”（王尔敏《秘密宗教会社之生态环境及社会功能》）

王尔敏此段文字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民间帮会不一定倡乱；二，民间帮会忠于政府，有一定的社会职能；三，民间帮会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铤而走险（相对的便是政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给于镇压）。

民间帮会现实生存的需要，促使它“兄弟”、“有难同当”等思想必须适应现世的权力社会；而传统社会的权势性质，也促使统治者只苛严于权力的整合，对民间疾苦（民生）顾及极为有限。也就是说，这种民间帮会，实际上适时地成为了整个朝政体系底层社会的一种组织机构，它修补着权力末端失控与不足的社会边缘，帮助着皇朝政权在触及不够的社会底层进行着一种几乎相似形的管理。

历史社会的揭示是，一，底层帮会组织有着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它的内部管理有着封建皇朝政权一样的专制森严等级制度，它所宣扬的组织思想几乎就是皇朝的“仁义礼智信”；二，帮会与封建社会的下层管理阶级士绅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帮会头目与地方士绅几乎就是“黑白两道”的头面人物；三，王尔敏所提到的青帮组织，便是清朝时期存在于江淮运河两岸、协助清政府漕运的底层社会组织，它可以召集船工、码头脚夫等，起到地方政府起不到或力所不能够及的作用（由于官民对立）；四，底层帮会组织是上层政权组织的相似形。本质上说，它们都是人类本属群居动物（需求感情联络）的产物。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帮会组织只能是禁而不止了。

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在相对稳定的体系中，除却暴动，任何社会现象几乎不存在所谓的“是”或“非”，唯我性的统治者都会细细体味传统“客观存在”所带给它的好处（哪怕一时看不清）。唯站在权力的高度，而非主动改良社会、追求文明进步的高度，才是一切落后统治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