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军攻取明朝京城北京之后，清朝当局对是否统一中国有不同的意愿。当时“九王”说：“何言统一，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八王阿济格认为，不如大戮关内人民，退保山海关。

此时，对于明朝内部失去“龙头老大”的权臣将帅来说，却开始自相攻战。武将左良玉指责马士英、阮大铖等“宁亡于北，不亡于贼”的“卖国”言论（与清末慈禧“宁予外敌，不予家奴”之说正是不约而同的一体思维）。这个“贼”，自古就是指正统之外的泛指，包括“伪”、“逆”、“叛”等，代指明朝内部包括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等的一切“犯上作乱”和欲“窃国”之人。

内部乱象，给了清军乘虚南下的机会。台湾历史学家李光涛说：“自古亡人之国，未有如此之易，而多铎之出师获捷，也只是一时的侥幸罢了。”（李光涛《明清之际的战争》）

李光涛说得不错。但是，说得更为透彻一点，自古中国，内部乱象，从和平时期唯利性质的上下征伐，到衰世失去“龙头”战乱时的武力内部征伐（又正如民国初年“军阀战乱”），可谓是每朝每代的社会史实。这种史实，历史性地揭示了这种传统政权本质上的脆弱性和无序性。作为率军南下征讨明军的前锋将领多铎，从表象上看，可谓“一时的侥幸”。“一时”指的是当时的局势逼着他，也给了他顺势而为的大好时机，此正如常言所说的、和平时期的“走一步瞧一步”，虽然缺乏远见却是顺势而为。这个势，一般史学者大都说，是20万清军铁蹄的攻势（难于想象20万清军扫遍黄河两岸、长江南北），其实恰恰是明朝内部自相攻战、失去“龙头”后争夺“龙头”地位的无序之势，是“汉奸”前赴后继、不断涌现之势：从屈死的“汉奸”袁崇焕始，到吴三桂、洪承畴、阮大铖、马士英、许定国等等明廷命臣，明朝体制性地滋养着这种汉奸“而为”之势。这种战争爆发、社会矛盾充分暴露、社会肌体最脆弱时期的“争夺”，其实真正揭示了任何时期这种“龙头”与“汉奸”相生相养的无序本质。只是可惜，中国历史在从战乱走向和平以后，历史人们都一如既往地重复性地又在这种本质为无序的争夺“龙头”的道路上辛勤耕耘着。

“一时的侥幸”中的“侥幸”一词，成为了一种偶然与必然的中国历史专用名词：它是“龙头”势力下失去社会中任何个人主观意愿性的深刻学问之词——运道的别称。“天命”运道之说成为了数千年中国具有悠久积淀、巧妙无常、特色性、滑天下之大稽的一种深厚学问。

李光涛说：“不幸天生一洪承畴，更不幸即生于明清之际，无端使彼成为明朝的祸本，更无端使彼成就了一个大清帝国”（李光涛《明清之际的战争》）。这种“幸”与“不幸”（明朝之不幸，清朝之幸），便是中国自古的国运和人运，是专制皇朝必然的产物，其实几乎与某个特定的人物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