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者的职责是真实地还原历史，以史为鉴。在史家的叙述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的轮回，或者说，史学家的叙述，本身就在真实地诉说着这种历史的轮回。

蓄奴是千年封建皇朝给予统治阶层的特权。从史载的秦末陈胜、吴广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后代历朝无数次的底层阶级的反抗，无不具有对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蓄奴制度的反抗因素。每一次暴动反抗，统治阶层本身也会吸取一些经验教训，整个社会的主奴关系也会得到一定的缓和；但是，由于封建皇朝的轮回，新一代统治者的榜样作用，蓄奴制度也会轮回。

台湾历史学家陈文石在《清初的奴仆买卖》中，分析了中国历史社会“奴”的性质：“这些受人驱使的奴仆，本多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由于统治阶层的侵夺压迫，从正常生活中被挤落下去，沦为人奴。虽然他们在权势的控制压榨下，受尽虐待，受尽侮辱，但他们挣脱枷锁谋求自由决心，永远在等待着适当的机会。一旦统治阶层腐烂瓦解，控制系统崩溃了，他们便会揭竿而起，为自身为家族为子孙后代争求自由。”

陈文石继续说：“明清易统之际，江南大规模的奴变，便是这样发生的。奴变由湖北蔓延到江浙一带，一呼千应，奴仆各至主家索取鬻身文契，或数千相聚，缚主数罪，游行城乡。亦颇有乘机推刃，焚劫泄恨报复者，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虽然因为缺乏组织，不能统一行动，而被分别压服了，但江南缙绅之家得此教训，一时颇以蓄奴为戒。”

陈文石所言17世纪中叶“明清易统之际”社会大动荡中的表现形式“缚主”、“ 游行”、“ 推刃”，可以使人想到中国历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会”斗土豪劣绅的相同表现，这是一种历史轮回的惊人相似；“江南缙绅之家……一时颇以蓄奴为戒”，也证实了至今流传于苏南一带民间时有的一种说法（大多为旧中国三代之内富绅的后代）：旧中国的地主，对农民其实并非如书本上所说的那么残暴无情。也就是说，虽然皇朝统治者前覆后继地轮回，但历史上江南地区的造反教训，已经不自觉地注入了江南缙绅遗传的血脉中，表现在“缙绅”的人文观中，也有了一种历史性自觉的缓慢改良。

陈文石说：“这次奴变虽然给了蓄奴之家严重打击，使受到教训，但并没有使蓄奴的恶习由此打破”，“明清奴变，只是使蓄奴之风，在江南地区稍微缓和了一个时期”。

农耕社会的中国历史说明，地主阶级与皇朝统治者，既是一个相生相养的关系，又不完全在一个体系中，即所谓的“红白”两道，也即“官绅民”中的“绅”。当地主阶级在“受到教训”之时，新兴的统治者却只继承了前朝皇族的特权。他们毫不犹豫地踏入了前朝“兴衰”轮回的覆辙。

满清统一中国以后，陈文石说：“起初是满洲旗人之家广蓄奴仆，继则汉人仕官富室亦渐效尤”。这种“广蓄奴仆”，对于皇族统治者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对于（江南）汉人仕官富室来说，是上行下效、心有余悸的（或说好了伤疤忘了疼的）。

陈文石说：清末“宣统元年，明令禁止蓄养奴婢，才算在法律形式上明白地结束了几千年的罪恶传统”。“形式上”三个字，确实说出了中国“法律”的传统外在性，因为“民国”以后，“蓄养奴婢”、剥夺人身自由的现象并未终止——只要专制权力不变，形式终久还会存在。蓄奴制度只在半个世纪以后新中国成立起，才真正写上了一个历史句号。

中国史学家常说，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断绝。其实那只是在“文化”层面上。从权力层面上说，中国改朝换代的断代断层，是无庸置疑的。当人们从权力层面上去看待中国文化的时候，会发现，文化其实也呈现出了它的断代断层性，这便是文化被权力掩盖了。千年统治的惊人相似，千年文人史笔、民间反抗的惊人相似，清楚地在社会历史的“地质层”上记录着它的断层。彻底否定民间造反的某段历史，是断层的主要表现形式。封建皇朝与民对立、只求治权的专制性质，必然地掩盖了民间文化而只具统治“主流”文化。

就统治者“正统”而言，梁启超曾说：“不论正统则亦已耳，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人能当此名者也”。历朝统治者的非正统实质揭示了其表象之下的文化的非正统。换句话说，春秋文化兴盛的诸子百家学说（当然包括儒学），早已在皇朝历史的变迁中被唯我性的“朕即国家”搞得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