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历史知识中，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是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世界第一人。他到中国的时间是1581年，进京觐见万历皇帝的时间是1601年。据法国人裴化行所著《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一书说，利玛窦留下了这样的笔记：“我们耶稣会同人……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发动这精神战争的第一人，便是本会的沙勿略神甫。”

“沙勿略神甫”受罗马教廷派遣（由葡萄牙国王要求），早利玛窦到中国整整三十年。不过沙勿略只到达了广东沿海的岛屿，并病死在那儿。真正在中国开创耶稣传教事业的，只能从利玛窦算起。

一，就利玛窦当时而言，他所指的“勇兵”，只能是精神和勇气上的“拓荒”。但历史却被他不幸言中：耶稣传教士带来了异教文化，带来了“教”的冲突，带来了利益冲突，最终带来了真实的战争，——当然后来也带来了“地球村”。

二，在视对方为异教的双方陌生人看来，“偶像”只指那具“泥塑木雕”，即他们只凭肉眼所见的中国人跪拜的那具泥塑木雕。殊不知，那具现世表象的“偶像”中寄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与精神。就人的本质来说，中国人的“偶像”与西方人耶稣的“偶像”是一致的。这是两种陌生文化对视产生的表象上的隔膜。随着时代的迁移，现实中的“偶像”已经消失，“偶像崇拜”再也不和具体的“泥塑木雕”相联系在一起，它抽象地代指精神崇拜。这是原先表象性“偶像崇拜”的本质反映。

三，现代人回过头去客观看待当初历史原生态的中西两具各自的“偶像”，与其说是由于偶像之间的陌生而引发的冲突与战争，倒不如说是两具偶像各自内涵的本质与精神之间的战争，是这种本质与精神所内涵的真正强弱的比拼，也是这种内涵所孕育的“文明”的先进与落后的比拼。

四，现代西方历史（宗教）知识告诉我们，耶稣被钉在刑具十字架上的那具“泥塑木雕”，是中世纪欧洲罗马教廷惩处所有反圣教门徒们的一种象征（后来演化成人类反抗“上帝”的一种意志的象征！）；而旧中国的泥塑木雕，却是光怪陆离、无所不有的。文人，武者，天兵天将，妖魔鬼怪，只要利于己用，都可以成为“泥塑木雕”。似乎信仰的自由与现世的专制构成了一种历史辩证关系，它是自古中国历史社会长期演化的产物。

原生态的偶像崇拜，能否对现代人产生一种对古代“中国文明”的再思考？西方的“偶像”和中国传统的“偶像”有什么区别呢？笔者以为，一百多年前，西方人和中国人都相信“上帝”，这是人类蒙昧时代的产物。但是，西方的“上帝”是客观的，它是人类的无形统治者；中国的“上帝”却具有主观性，“代天”说把俗世的皇帝转化为“天”（上帝）的化身。这里可以从太平天国洪秀全“拜上帝会”识别和删改圣经作为佐证。“他所修改的段落主要是把上帝说成无形的那一部分，有关提到上帝无形的字眼都已被天王删去了”（洪仁轩语，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传统文化浸淫的、具有帝王思想的洪秀全，深刻理解中国“上帝”的本质。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1884年出版的《自西徂东》序中，则从受体感知上，体味了中西“上帝”观的细微差异：“夫儒教言理，则归于天命之性；耶稣道理，则归于上帝之命令”。这是中西古典文化对“上帝”理解的共性与差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