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著名的《苏报》在1903年5月8日刊登了《箴国民》一文，这样评论当时沉寂才两年的“义和团”运动：

“彼无意识之排外虽甚剧烈，其发念不过从耳目接近之忿恨点而起，而非从爱国心之点而起。故虽讲尊亲之学深厚如徐桐，尚不知割台湾、租胶岛、借旅顺、广（州）湾为何事，惟使馆市街有侵其府第一寸土者即忿忿不能平。适拳民亦妒教士之势横，两盲同意，两聋联盟，遂决欲铲除东交民巷使馆，及烧毁四牌教堂，以为如此外人即可莫予毒。呜呼！此即挟民族主义之国民举动乎？扶清者，仅扶东交民巷及四牌楼；灭洋者，仅灭公使馆及天主堂，如此彼尚知国家国民为何解乎？”

《苏报》是当时具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追求中国文明强盛思想的先进报刊。但就是这样一份报刊，却对“义和团”排外的同样为“民族主义”、“爱国”提出了质疑：“此即挟民族主义之国民举动乎？”两种观点是中国人思想意识觉醒时代的交叉与相离，即他们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是一种“形似而神不似”的时代观念反映。

“义和团”和对之实施利用策略的清廷，“其发念不过从耳目接近之忿恨点而起”。外国殖民者侵犯清廷特权性质的“自主”和“自由”（后来书面语归纳为清朝的“国家主权”），这是“耳目接近”的事实，这谁也不可否认。但这种“耳目接近”（的排外）只是“撞南墙”以后的“碰鼻头转弯”，其目光的短浅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由传统统治者顽固守旧观念下“走一步看一步”所导致的。“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中国古语所反映的，道明了“叶”和“树木”的存在，但所斥责的，正是缺乏全局性和高瞻远瞩性。

文章作者所斥责的徐桐等，“尚不知割台湾、租胶岛、借旅顺、广（州）湾为何事”，不会不是事实，即使“知”了，又怎么样呢？那是“叶”外未见之物，那是“森林”之内的事情，徐桐个人无力改变吧。这便是近、现代人斥责的愚昧清廷只知道自保性的“鸵鸟政策”；“ 惟使馆市街有侵其府第一寸土者即忿忿不能平”。徐桐的府第即在东交民巷之内，“使馆市街有侵其府第”的事实肯定存在。为此，他上朝进出府第，常“掩面而过”，并改走边门而不走正门，在大门上贴了“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对联，以表达他排外性的所谓“爱国”。徐桐面对的，是事实上的“叶”，是事实上的“树木”，也是一道“南墙”，他确实也在“碰鼻头转弯”。但是，这种只见个体利益不见国家利益、只识眼前利益不识国家前途的徐桐式统治观念，何不可耻可笑之极呢！“欲铲除东交民巷使馆，及烧毁四牌教堂”，便是徐桐等统治阶层与其利用下的“义和团”的“走一步看一步”。他们的动力，仅来自“耳目接近之忿恨点”。来自个体利益的动力，仅是分散的，而分散的力量，也必然是要失败的。这是清廷与“义和团”共同面对的必然命运，即后人所叹息的“历史悲剧”——八国联军入侵。

现在回过头去看表象一致的、排外的清廷和“义和团”，两者只能是互为利用关系。清廷的允许，形成了短时间内蔚为壮观的京、津义和团运动；清廷自身不保时“剿灭”义和团的举措，又使得义和团瞬时烟消云散。义和团“扶清”与“灭洋”，只是传统农耕社会反对“官府”的借称，在这点上，南方及北方的“官府”心知肚明。“东南互保”各省督的举措，便是这种“心知肚明”的产物。

历史学家章开沅这样评论义和团：“义和团本来是反对帝国主义奴役与瓜分中国的正义斗争，但却被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利用引导到全面守旧排外的错误道路，小生产者的愚昧落后也因此暴露无遗，整个运动遂表现为十分扭曲怪异的形式。”（章开沅《离异与回归》）

“小生产者的愚昧落后”，是当时社会“国情”的一种特点，其“愚昧落后”不但反映在“小生产者”上，也反映在这个“小生产者”经济社会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上。“一叶”，“树木”，“耳目接近”，“走一步看一步”，“碰鼻头转弯”，何不是对只识眼前利益、不识国家前途的“小生产者”的真实刻画之词呢？一体性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土壤，产生的只能是既交叉又相离的社会运动与社会观念。不用“旁观者清”的客观目光去审视前人，只能落入前人一样的主观性相互指责的轮回，而当时真实的“国家国民为何解”的时代求强诉致，会否被“障目”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人早已对“义和团”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但中国人“好”与“坏”的传统（封建残留的）极端心理，却使得这种“运动”成了非黑即白，即三十年前捧之上天，三十年后斥之下地——最近几年骂“义和团”（包括太平天国）文章泛滥了。

义和团有排外爱国表象的一面，就像徐桐一样。不能因表象而加以简单否定与肯定，否则会形成“河东”和“河西”的历史反复，就像现在有人著文说蒙古贵族倭仁及徐桐等“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归根究底，由于古代“朕即国家”，爱“朕”还是爱“国”便有了交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