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代，由于欧洲社会政教分离的国家机制，外国教会组织并不隶属其政府，更与本国商业集团机构各不相属。例如，19世纪初来华秘密传教的马礼逊在向上级机构伦敦会的报告中写：“我已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聘请，这样可以有住的地方，可以有固定的收入，以减轻英国差会的负担，而且也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马礼逊回忆录》）

“差会”是教会的国外分支机构。罗马教廷是中世纪欧洲各国最高政治（宗教）权力中心，而各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又相对独立于其外。因此，教廷向各国渗透组织机构，建立了宗教差会。至19世纪，欧美各教会组织，比它们与本国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一点。当然这并不排除各教会机构对本国政府的依附性质。

马礼逊这段汇报，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借寓于东印度公司，以利于减少他开展传教工作的各种阻力，包括来自“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的阻力。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外部的侵略势力如此，内部的势力也如此。

但是，由于中国在近代以及稍前的阶段中一直处于被动、被侵略的处境，传统史笔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往往把这种外部势力视为一个整体。这是一种误读与误导，是清朝不良心态存留于史笔中的反映。这也是整个清末政府拿着放大镜照国内臣僚及士绅而对外盲目的一种历史现象——照出了“卖国贼”和“汉奸”。这种放大镜放大了国人的“一盘散沙”而成了一种力量内耗，是清政府无能又“七石大缸门里大”的真实表现。这种外部一体性（而内部分裂性）的史笔总结，是想告诉后人什么？它真的找到了清末失败的原因？应该说，外部团结而内部不团结，是失败“集团”的常见性总结语。今日和今后的中国再也不能这样！

对于上述马礼逊的报告书，有人这么解读：“东印度公司是垄断对华鸦片贸易和鸦片制造特权的英国专利公司，基督教（新教）的对华传教事业，一开始就与这个很不光彩的公司挂上了钩”（《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也许可以认为，这是解读马礼逊行为的一种视角。但是，这个视角恰恰弥合了传教士与西方商业集团机构之间的不同和差异，只强调了相同。把两者视为“挂上了钩”的一个整体，是清政府对外一体性“闭关”的思维定势，是道光皇帝由断绝鸦片贸易进而断绝一切贸易的思路，也是后来女主慈禧向八国（实际是所有外国）宣战的后继有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的对外（其实也对内）“羁縻”策略，恰恰是清廷僚属看到了泰西各国并非铁板一块以后，请求“乾纲独断”者采用的的“外交”政策（笔者著文多次批评过这种策略），它已经比“皇权”聪明多了，尽管它只成了引狼入室。

当清政府的对外策略体现在君臣、官民配合不合拍而大乱方寸的时候，欧美不完全一体的商利集团（由主要为利益服务的军事作后盾）和各教会机构却如双足迈步般地配合默契。确实，正如当时有西方人揭示的：清政府这个头脑，它不会控制双脚如何走路、手如何穿针，因为千年传统的专制政权没能给它这种经验的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