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国人把目光投视于外；维新变法时期，国人把目光投视于内：这是一个“士农工商”传统等级专制社会。

凡人都是社会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是，社会的角色高于人，还是人的角色高于社会，这是两种思维角度，即是由社会推及人，还是由人推及社会，这是两个角度。而不同的推及角度，得出的是绝然相反的结论，解读的偏差会产生结论的偏差，这种偏差实质就是一种自身（传统）的文化误读。传统中国等级专制社会属于前者，它把这种“礼仪”与“等级”视为“不可倒置”的前提。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便失去了自我，人人是这个社会的被动适应者（是中国人讲求运道的原因），这是传统社会的一个根本支点，按官僚阶层说法，是“立国之本”。假如权力等级有如阶梯，那么这个社会便成为了一个人人攀爬等级的社会，也就是前人所说的“一人之下”的“已经在做奴隶”和“争取做奴隶”的两种人的社会。显然，在这个传统中，只有成型的社会，而没有个人。

一个失去自我、对传统等级体系只能作被动适应的社会，只能是一个奴隶的、不能自主的、人人是弱者的社会（不得不说，“弱势”观念留传至今，每个群体还都自称“弱势”，包括公务员）。19世纪末清末时代，当这个社会一体性遭受外来打击、上下共同失去自主的时候，对传统社会的反思，即是社会人还是人社会的反思，便成为了一种时代共鸣。

维新变法运动也是反思人与社会关系的一次运动，是对传统等级专制社会、失去人的自我的反思。为个人（主要是士绅阶层）争民权是维新变法的一个强音。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江苏》杂志发表了一篇《新中国传奇》的舞台剧本，把变法志士谭嗣同视为“为民流血第一人”；把武汉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被镇压视为为民的“第二次流血”，矛头直指传统等级社会、不识社会与人为何物的腐朽落后慈禧太后政府。

无知而顽固腐朽的政权，表现在形式上具有一种排外性；但由于其传统等级社会观念的扼制，不识人与社会的本质关系，则具有了一种遏制和逆时代进步与觉醒的性质，因而更具其排内的性质，这是落后政权的排他性。

清末时代有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叛逆几乎是朝野上下但凡有一点中西文化比较的人都具有的表现。或者说，叛逆只是表象，是对制约个人的传统社会观念的一种抗拒，它其实存在于中国历史社会的本质中。抗拒的实质恰恰是等级制度中人人是奴隶、人人是弱势的社会观念的虚弱、无能所导致的内部自然反应，简单来说，没有地位（指人的尊严。传统落后政权给人于尊严就给人于官位，这是对人尊严的误读）就要抗拒。正因为如此，排外的表象以排内的实质表现了出来，即传统等级社会的“内忧外患”性。

看一看清末的社会人是怎样表达出了人与文明社会关系的思想。

当时有一个江苏诗人金松岑，为欢迎陈去病（清末民初著名人物。用现在的话说，他们都不是一般的平民）从日本留学归国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有“娶妻当如韦露碧，生儿当生玛志尼，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如今解读这首诗，如果把“法兰西”视为真实的国度，那只是无知简单思维，“三唱晓”以后的“法兰西”，就是中国自己的文明社会。“法兰西”只是一种借代，而非愚蠢指责“崇洋媚外”。一位叫蒋性才的人物在日本作夸奖留学生的演讲：“仿佛这个学堂可以造就出来许多拿破仑、华盛顿、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一般人才出来。”这里众多的外国人名也只是中国自己人才辈出的借代。只有愚蠢、以传统所谓“道统”的统治观害怕“功高震主”的人，才会害怕人才，也以其有外国人名而借代指斥为“崇洋媚外”。

20世纪初《江苏》杂志刊登一位署名“壮游”的文章《国民新魂》，其中说：“于是上九天下九渊，旁索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吾使孔子司炉，墨子司机，风后力牧执大革，运气以鼓之，而黄帝视其成。采烟直上，纠蟠天际，天花下降，白鹤飞来。而国民乃昭然其苏，果然其隔世，一跃而起，率黄旗以与他种战。国旗翻翻，黄龙起舞，石破天惊，云垂海立，则新灵魂出而中国强矣。”

孔子、墨子、黄帝都是中国古代传奇式的人才和伟人，让这些人共同合作，“牧执大革”，其气派有如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 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则表现了一种容纳百川的中华民族（融合各民族而成）气度。历史学家章开沅点评说：“这是一种相当开放而富有自信的心态，既敢于蔑视古人，又敢于包容西学，兼收并蓄，熔于一炉，化分旧质，熔铸新质，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素质与文化心理结构。”（章开沅《离异与回归》）

这种“民族素质”便是中国古旧传统中“奴隶”与“弱者”的素质；这种“文化心理”便是等级社会中“攀爬”的心理。

清末同期还提出了古语云“人定胜天”的思想（对开创新时代的后代有影响）。这个“天”不是指科学观念普及发展以后人们眼中的火山、冰川、地震、旱涝等大自然现象，而是指传统社会“天象”、“天道”、“天授”、“天命”这种束缚人的统治观。如果用现代自然知识去解读落后时代的“胜天”，则是一种误读。“代天者，以己之权行己之志，无所谓天者”（《国民日日报》载文《革天》），这种个人力量在社会中作用的意思很明确。回过头去看，这种已经被前人揭示的社会文明观，又被后人误读，前人会否在天跺脚流涕？不得不说，自古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尤其是明末开始）就存在着这种断层式的个体觉醒（儒学称“循环”）。

总体上，清末民初已经革新了传统等级社会弱势人群的旧观念，这种革新已经成为了实质是中国全体各个阶层的人的不可逆转的民族新灵魂，它不是任何自此及自后的强权所能给予表象上遏制和抹煞的。不看到这一点，便是一种逆时而动的腐朽之渣的泛起。

去年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中年英逝，在国内网络上引发了关于人才的热议，便是本文的主题所涉及的：这是一个社会的人还是人的社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