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为清末戊戌变法舍去生命的一位志士，他那句关于世界上没有不流血的变法，“请自嗣同始”的豪言壮语曾使劝他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喟然长叹。也正是他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得后代普通人在解读他的理解上发生了偏差。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把谭嗣同与另一位主张变法革新的思想家严复作了比较：“过去，人们常把谭嗣同看做维新派的左翼，而把严复视为右翼或至少是中间偏右，这仅仅是就政治表现上的激进与缓进论。如果从维新运动的整体来考察，特别是把维新运动作为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来考察，恐怕就难于作上述那样简单的区分。”（章开沅《离异与回归》）

维新变法思潮的掀起，始于甲午战败的震惊，这种震惊反应具有同一社会土壤的一体性，而人们反应性的社会思考则完全具有观点上的相关性和交叉性。只是由于各人的性格、阅历、所站角度的不同而具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绝然用左、中、右的分析法来加以区别，是不够准确和全面的，甚至是八股教条的。

甲午战败，苦心经营将近半个世纪、凝聚了“民脂民膏”国力（假如把财富也称为国力）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此时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实际上也是国人对自己民族性格即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思或反省。无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以及无数更多的官僚士人，都发表文章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再思考。

谭嗣同就“忠孝”一词作了反思。他在《仁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仁”字，试图用它替代三纲五常中仅单向要求的“忠孝”而成为一种新观念。他说：数千年来，“君以名（名教）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则是互为相向的，同可以要求对方，“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忠孝”只是君父对臣子的单向要求，反之则不能，“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必不能以此反之”。

谁也不能否认，谭嗣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中国式的。这里面仍有君臣父子，不过是把原有的单向关系转变成为了双向关系，具有了一种互为制约的作用（没有制约，仍是当今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清廷那些强势守旧者把外力打击下主张内部主动改革的思想，指斥为“崇洋媚外”，只是统治者竭力维系专制权力的一种说辞，是偷换概念的跑题。

确实，就文字而言，忠与孝不会是贬义词，但任何一种人类本质中的优秀品质，如果只成了极端的单向行为，它便成了一种蛊惑性的、似是而非的说教。古人说过：君不仁臣不义，母不慈子不孝，历史人们包括君王们，都这么实践着。

谭嗣同的思维是中国式的。现在回过头去看，结合那些以西方文化作参照比较的当时很多学者的观点，不能不说谭嗣同的反思中具有中国古文化本质固有的平等、民主观念的诉求，而非照搬西方。换句现代的话说，是和世界接轨了。接轨便是固有，否则就叫造轨了。但是，由于受体制内统治文化的制约，谭嗣同等人没有意识到，即使观念有了更新，民主意识发扬光大而被大多数人接受，只要君主专制制度不变，这种观念与意识也会出现反复的。在权力作用下，这种人类本质性观念的诉求，会如强权下的“左脚迈敲左脚，右脚迈敲右脚”，而更新的观念只能成为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无奈。当然，现代科学观告诉人们，敲人脚者最终只敲了自己的脚，这是没有疑问的。

维新变法期间先智者们对传统统治文化的再思考，成就了民国初年五四“反传统”运动的掀起；反专制君主制度的不彻底，成就了袁总统回归袁皇帝的一枕黄粱。不能不说，其内中都具有传统民族性格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