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四、五十年代，清末思想家魏源对其定义为“无用之王道”提出这样的批评：“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注：疾苦）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魏源集》）。

魏源所批评的，毫无疑问是事实。但不能不说，这种事实仅是表象。这种批评仅仅是惯性中的事实在碰到国难时的人们的一种反思而已。正因为它的一贯性，临事而予以批评，能起到多少作用也是值得质疑的。所以在整个清末半个多世纪，会出现这样的历史事实现象：外患急迫，士论便会腾起，指责吏治不伦、时弊万端；而一旦战事一过，官僚士绅阶层又会一贯性地“恬嬉”度日。此谓时醒时梦、似醒非醒。实质来说，这个封建国家，这个制度体系，根本不具备一种追求“一体”、“ 民瘼”、“ 吏治”、“ 国计边防”的国家本质。战时与国难时期的视角，换成了暂时的平和时期，人（治）的视角变了，再谈那种曾经指责过的应该“追求”，便会成为一种荒诞，连官僚群体自己也会没了底气。

“口心性，躬礼义”，“ 无一事可效诸民物”，这几乎就是这个封闭皇朝的“统治之本”。也正因为如此，据宠侍女官得龄回忆，八国联军入侵以后的女主慈禧曾这样抱怨：西方人为什么不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要跑到我们国家干预我们的事情。她把皇朝主观腐朽落后的内因推向了客观干预的外因。可以说，从道光皇帝到60多年以后的女主慈禧，无不具有这种把主观推向客观的抱怨。这是否是他们的统治观念具有幼稚儿般智力水平的真实反映呢？实质是，封建朝代的所谓国家君主，根本不懂得“国家”的含义——只把自己臆想成“天子”而“天下”是他们的私产。

六十年代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说过：“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句话曾流入日本成为明治维新者改革内政的经典语。

民用民利，商办商利、民富国强已经是部分向外探索者的呼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魏源主张：“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期间这种呼声更多。但是，在利和权挂钩、一分权便为一分利的清朝治权体制内，这种主张无异于“大逆不道”，既背离了“商为末等”的传统观念，又会动摇体制根本，因而予以看不懂，——这只是一个利权集团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内政不修招外祸”，这是中国古代先智早已给出的警语。但是，在利权等级的蒙蔽与自我陶醉的惯性中，所谓“国计民生”的内政早已成为了岂有此理的“空谈”，权力作用下，对“愚民”就得用“愚政”治之，几乎就是落后皇朝的统治之纲。结果是，它从根本上损害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整体利益。“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式的遇事汹汹士论，用于专制的皇朝政权，同样合适。

魏源又说：“受光于隙见一床，受光于牗见室央，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同上书）。封建统治者穴居于封闭黑屋的时间太久了，他们一指责黑屋内的“愚民”；二指责黑屋外的阳光，而自以为天子“圣明”。魏源这种关于“受光于天下照四方”的反思，在数十年后的觉醒者梁启超等人那里，得到了共鸣。它不会是历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