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青年时代曾有诗云：“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李鸿章也是如此，在《赴试途中有感》中，他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而龚自珍则一生英雄气概未变，终生在“我劝天公重抖擞”中寻索。

对于龚自珍豪情万丈、愤世嫉俗的内心世界，作为好友的魏源，曾这样恳切规劝：“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夫促膝之谈，与广庭异；良友之诤，与酬酢异。若不择而施，则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也。”

雄心被岁月及社会所消磨，这是自古至今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长”的轮回。一改青年时期豪气的中年魏源，把“明哲保身”提到了“义”的时代高度，进一步说明：更无论“德性”了。

魏源把人说话的场景分成两种：促膝之谈与“广庭”不同；良友之诤与场面“应酬”不同。这曾是私利私权性质的封建专制皇朝传统自觉不自觉对体制内官僚的塑造，是一种所谓“义”与“德”的内涵，因之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中国进入现代以后，曾对这种内外、表里不一的“明哲保身”大加鞑伐：它阻碍了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的真实感知与表达。但是，由于权力机制没有改变，及“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这种古旧封建社会的“义”与“德”则毫无疑问地会残留而出现反复。张眼看一看现代中国的官场与人际相处，何不是这样一种与真正道德丝毫无涉的“明哲保身”（另一个词叫“低调”）？历史的“惊人相似”再一次以巨大的惯性在现代重现。

对于这种较具特色的中国历史现象，历史学家章开沅这样评述：“历史上有些人是不自觉地扮演社会为他设计的角色，有些人则是自觉地扮演为自己设计的角色。”（章开沅《离异与回归》）这种平和的评述说明，无论何种“角色”，在人性上没有是与非之分，但前者却显示了人在社会中的被动性——从长远来说，缺乏了主动进取的社会要素。

就龚自珍而言，属于“自觉地扮演为自己设计的角色”，他“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的言行一向不合时宜，但他似乎并不认为有‘痛自惩创’的必要，因为他相信自己主张的正确”（同上书）。龚自珍充满个性的社会行为，同样代表了自古至今的大部分历史社会人的表现，甚至包括了魏源、李鸿章等传统官宦“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本质行为。

对于冷暖难测、祸福不知的人际官场，，龚自珍淡然置之，其诗云：“文格渐卑庸福近，不知庸福究何如？”他看到了皇朝传统人治体制下“庸福”的结局。不得不说，此语颇具深邃的社会与历史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