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日本同为亚洲一个文化圈内的两个国家。清朝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是传统汉文化圈中无可替代的主导国；日本只是一个较为远离海岸线的岛国，它的文化观念或说统治之纲主要吸纳于外国。当时的日本，主要有两种学说，一为儒学，一为稍前具有世界霸主地位的荷兰文化，即兰学。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早于日本十三年。中国于1840年由鸦片战争而被欧美国家打开国门；日本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而被欧美国家打开国门。西方世界对同一种亚洲文化的冲击，会导致几乎相同的反应。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当时的殖民强国英国把在中国的商贸中心从广州迁往上海。自此，上海逐渐形成了当时世界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这里既是“冒险家乐园”，又聚集了一批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的中国学者。这些学者与西方传教士合作，把大量的西方科技学说，包括地理、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著作译成中文。这些学说，对于清朝中国来说，是新鲜而陌生的。这种陌生，加上国门打开的被迫性，成了中国向外了解与学习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同样使得那些向外求索的中国学者，成了清朝体系内的郁郁不得志者。这些学者著作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是时任福州巡抚的徐继畲《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他们两人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后，饱受了冷遇和非议。尤其是前者，那位称赞美国总统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的徐继畲。

日本于50年代被欧美打开国门以后，同样经历了一个排拒西方文化的过程，诸藩的口号是“攘夷尊王”。由于当时为日本幕府政权时代，“尊王”因是内政而各藩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攘夷”却有着基本共识。

但是，近代的亚洲落后于欧美，这是世界史的共识。日本在抵抗失败以后，积极寻求主动改变现实的策略，而吸纳外国文化的传统又适时地成为了一种内在助力。大量关于西方科学的著作通过日本商人和留学生途经中国而从大清中国流向日本（汉字相同便于理解）。大清中国的失败成为了日本的前车之鉴（欧美列强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也大都以与大清国的条约为蓝本）。

当时日本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由于向幕府上书（1842年）《海防八策》而遭到冷遇，在读到了流入日本的魏源著作《海国图志》以后，颇具感概，他写道：“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另一个维新者盐谷宕阴，则极其同情《海国图志》在大清遭受的冷遇，叹息说：“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未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注：魏源字默深）悲矣，亦为清帝悲之。”

当时的亚洲，并非仅日本在注视着大清中国面临的“千年之变局”，魏源之后的大清中国有识之士也在注视着日本的变化。洋务思想家冯桂芬（1809——1874）在《制洋器议》中愤然说：“日本蕞尔小国，尚能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诟以终古哉？”

对于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1869）以后能赶超大清中国，进入世界列强行列，近、现代学者都有著书立说。有人认为有文化因素；有人认为有固有的政权结构——幕府与天皇两元至尊并存的因素；有人认为有体制“低层结构”因素；有人认为有幕藩腐朽因素；有人认为有学社因素，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主动求索、改革内部机制而非把挨打原因推向外部客观，是日本能迅速崛起的关键，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西方文化对大清中国冲击所导致的反应，实质是文化所含有的特质的反应：文化一方面具有兼容性和吸纳机能，一方面又有惰性和排他性的机能，反映到文化所包含的人的身上，便形成了洋务革新与顽固守旧的两种派别，其实他们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换句话说，是俗世的利权划分出了这种畛域，而文化的机能则会被利权所彻底冲垮，成为强者一时的附庸（大多学者认为，文化对权力既制约又辅助）。

《海国图志》等书在日本也经历了一个禁止和大量印刷颁发的过程；而在日本大量颁发的同期，1862年日本维新者发现，《海国图志》在中国大陆几乎已经绝迹。

“为清帝悲之”，日本维新者的话，成了后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大清国的一句谶语。此后，西方学说又经过早已走在前面的日本向大清国回流。“师傅向徒弟学习”成了20世纪初前后清末的时代热潮，这是大清统治者自大虚骄的难测命运？日本学者与大清中国学者“同志”而不同的命运，为“国运”所深深牵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