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说明，甲午战败，给了国人强烈的刺激，影响巨大，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官员群体发生裂变，产生了器物引进到制度引进的转变和矛盾，这便是这一阶段的维新变法时期。这一主线可谓正确，它强调了这种转变的国家体制内的主要内因作用。然而，后人同时不可忽略另一种因素。西方传教士自“合法”进入中国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取得了清廷体制几乎相同的影响力，他们已经拥有了清廷“赐予”的许多头衔，很多传教士以获得清政府的顶戴、奖章为荣。由于他们的品衔，在利益获取上，他们与清廷的关系，甚至比与本国的关系更为攸关。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感受着洋务、维新官员们相同的感受。尽管他们是外国人，确实在很多观点立场上，会具有维护西方及本国利益的倾向，但当清朝遭致外来打击时，他们的反应，在指陈清廷失败原因上，有时却比清朝体制内官员更为激烈和一针见血，他们没有体制内的顾忌。

中日甲午战败后的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传教士林乐知撰写的《中东战纪本末》出版。他在序中说：“余美国人也，而寓华之日多于在美之年，爱之深不觉言之切”。在此书《治安新策》篇中，林乐知说：“仆于中国诚知之深而爱之至也，不谓自初来以迄于今，中国内治外交，无一事出人头地，而且江河日下，岁月骎骎，流极既衰。日本难作，向不甚以荣名显者，到此而竟以辱名显；向不甚以上等称者，到此而竟以下等称。呜呼噫嘻，寄籍之久，关心之切，如鲰生（古代骂人话，意思是短小丑陋）者，尚忍代为讳疾忌医、而坐视沉疴之中于膏肓哉！”

林乐知这段话透露三层意思：一，清末“内治外交”，没有一个能手。清廷“内治”上重权政而非重国政；后代熟知的外交能人李鸿章，后来梁启超曾评价为“矮子里的长子”，这点可以从林乐知当时的感受表达中得到印证。这是皇权独尊性的体制决定的。二，林乐知1860年经香港到上海，自此深浸于清朝士林文化中，对中国不屑于小日本的传统观念非常了解，因而发出这样的叹息：日本一贯被瞧不起，至此却由瞧不起而成名；一贯被称为下等，至此却由下等而著称。作为外国人，林乐知已感到了被小日本打败的耻辱，何况中国士大夫！

林乐知在此书中从八个方面批评清朝的积习：一，骄傲。三十多年的洋务，丝毫没有改变官僚体制内的观念，官员们往往以“中华不尚”来对待国外事务（这种观念残留至今）；二，愚蠢。清朝人不尚游历，不愿接触外界；三，胆怯。不敢改变社会现实，把雷电风等自然现象奉为神明，迷信思想严重；四，欺诳。不说实话，具体政事和遇到战争，尽是官样文章，欺上瞒下；五，暴虐。法庭之上，草菅人命，更别作刑具；六，贪私。各顾自己，不顾国家，经手先自肥，军火弹药，敢以沙粒煤炭充弹；七，因循。拘守旧章，不敢变通；八，游惰。虚度岁月，地方官员及军队将领甚至可以在战争期间看戏赴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林乐知这种尖锐的说辞，曾在中国皇朝时代的不少“清官”中出现。但这些人轻则从此一蹶不振，老死乡里；重则身家性命立时付与黄泉。这八个方面，实质源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体制——当这个“天下”是强权性一人的时候，神仙都无能为力。

林乐知在此书中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如何对待。对待得当，负可变胜；对待不当，胜可变负。他建议：“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荡轶，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获保于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宜准民间略仿议局之制，凡读书明理、能办事、通法律之人，任民公举以入局”，“禁止残暴刑讯”，“废除奴婢弊制，严禁妇女缠足”。他认为，“然天之生人，无不付以自主之理，人之待人，独不应予以自主之权乎？”

林乐知的观点，是他本身的异质文化基于中国这块土壤而产生的反应，已经并非是传统认为的“西方观念”。王韬在《中东战纪本末.序》中说：“呜呼，近地之人不言而远方之人言之，东方之人不言而西洲之人言之，中国何幸而得之哉！林君为美国进士……务牖我之聪明，衭我之鄙惑，增我之识见，其有益我中国非浅鲜矣。而受是书而读之，又使人忠君爱国之心油然而生，而耻为日人所侮，更知己之学艺材能与泰西诸国远不相若，于是乎人人能自奋矣。”

《中东战纪本末》问世，初版三千本很快销售一空，于是续版付印数量更多。出版机构广学会把此书赠送清廷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答谢李君佳白书》说：“此书著述渊博，实事求是，语固慷慨，意亦肫诚，原始要终，总不外发人深省之意”。李鸿章看了这部书后说：“它写得很好，希望它能广泛流传”。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在写给侄婿龚心铭的信中说：“寄来《中东战纪》、《文学兴国策》二书，流览一过，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牧师剀切指陈，在国家可谓忠荩之臣，在朋侪可谓直谅之友，能不钦之敬之、爱之重之！”

中日甲午战败后的维新变法，是清朝本土文化突然遭遇西方异质文化后数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矛盾累积总爆发，而西方文化近半个世纪的逐渐浸淫，起到了外因的催化作用。维新变法的许多主张，既是纵向传统文化的累积，也是横向文化的相互影响。1898年9月的“戊戌政变”，是皇权与逐渐进步的中国文化观念的一次较量，而政变的成功，标志着传统权力的胜利。然而皇权终久阻挡不了文化的逐渐世界化进步与融合，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皇朝与周边民族融合的再一次向全球扩大化的表现。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也是清皇朝被合力推翻、自身崩溃的原因。清皇朝崩溃之前的十年内，列强政府与各国公使官员都有赞赏“清末新政”进步的众多言论。其实，一，他们不了解皇权专制私利性的本质；二，他们并非真正赞赏这种“进步”——西方传教士作为半个中国文化人，不会不看到“新政”强权政而非强国政的实质，而是出于他们不能明说的、在这个清政府上的既得利益性（私利），即皇权的延续可以保证他们已有的一切利益。已亥立储、废黜光绪皇帝之所以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既得利益也是列强的考虑之一，他们会顾虑，在国内慈禧太后不如皇帝那么名正言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