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文言文的人都知道，古文很少有词组，两个并列的字，并不构成一个意思，而是具有两个字的分别含义。例如，中国古代早有“经济”两字，但它不是现在人们熟知的一种概念，而是两个字的分别概念，具有“筹划济世”的意思。也就是说，很难相信，中国古代的文字记述与口语表述是一种语言。这也是近代以来有人把凡事必曰“之乎者也”的人讥讽为脱离实际语言交流的“书呆子”的原因。

在语言停留于书面表述的时候，清末西方文化的传入，为两种文化语言的沟通，造成了一种更大的障碍。

史料为后人记录了中西语言翻译的初始状态。传教士傅兰雅在19世纪70年代撰写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叙述了传教士与华人学者合作翻译西书的过程：“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明讲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也就是说，西方传教士先要把原版英文意思理解透彻，用已经掌握的汉语口述，华人学者根据西人口述，用书面语作记录。有表述与理解不清的地方，由传教士口头详讲。口头与笔录翻译完成以后，华人学者再根据原意叙述作文字上的润色。后人从这种记录中，看到的，似乎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翻译的两个过程，而是三个过程：外文——口语——汉文书面语。

由于语言发展的方向不同，当西方逻辑学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外学者无法用中文表达内中的很多词义。“逻辑”一词是一个典型例子，中文无此文字，因而其词音译自英文logic，并沿用至今。西方传教士艾约瑟在翻译逻辑学著作《辨学启蒙》的时候（由华人学者作助手），将“概念”一词译为“界语”；“判断”译为“语句”；“演绎推理”译为“凭理度物之分辨”；“归纳推理”译为“即物察理之辨法”；“三段论”译为“次第连成之论断语”；“具体概念”译为“有体质实物之界语”。就现在看来，这种译文与中国相沿成习的口语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以上两个内容说明，一，三十年以后即20世纪初轰动文坛的林纾译著《茶花女遗事》，便属傅兰雅所说的翻译方法。林纾以前，很多华人学者已经实践过；二，当两种异质文化相遇的时候，文化也体现出了一种两个陌生人相遇一样的不熟悉与难于沟通的有趣特色。这种译词的背后，则深含了人对同一事物的异质理解，用现代的文字表述，就是词义突显了它的内涵性与外延性，即词义的本土内向理解性。

华人学者华衡芳在记述他与传教士玛高温合作翻译《地学浅说》时说：“文理辞句又颠倒重复而不易明，往往观其面色、视其手势，岂不难哉！”把表情与手势应用进了翻译，可想其理解之难！

两种文化的沟通尴尬，其实也充分说明：文字的发展必须向口语发展，文字必须口语化，这样它在接受与融合外来文化时，才会减少一个转化的过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文字翻译与交流的前提。如若不这样，则会加深文化之间的异质性。清末社会的发展方向，其实从两种文化相遇之初，已经确定了它数十年以后的必然结果——白话文的出现和把西方文明引进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