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大量留日学生涌入日本及西译日文著作译进中文之际，引进了大量日文汉字（日本最初翻译西洋词汇用很多汉字书写，如“瓦斯”、“混凝土”等，现在日文一般用片假名书写外来词）。当这种现象成为规模性，有中国学者对日文译法提出了“商榷”。

当代的近代史学家熊月之据史料考证说：梁启超就日文将economy译成“经济”，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不如译“平准”更妥当；将revolution译成“革命”，不如译成“变革”更贴切；有一位叫彭文祖的人，以“将来小律师”的署名，写了一本《盲人骑瞎马之新名词》，指责日译新名词，把日文汉字引入中文提到国家政治高度，认为是国人忘了“甲午战败”的惨痛，因而是“恬不知耻”，是关乎“亡国灭族”的大事。看来，断章取义历来就不乏其人。他列举目的、宗旨、绝对、取缔、引渡、代价、亲属、继承、法人、经济、卫生、文凭、盲从、同化等词，逐加一一分析批评。当时的这种批评声，尽管赢得了不少官僚、士绅的赞同，但最终没能在这种吸收外来文化的大潮中起到作用。很多官僚如张之洞等，都有一方面批评，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引用的现象。梁启超也是这样。他在诸多文章用语中，只随了大流，包括“经济”的引用。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日文汉字的引进，有如自然选择法，它在不自觉中有所过滤，如“映画”、“石碱”、“邮便局”等，便没能成为中文词汇，中文是“电影”、“肥皂”、“邮政局”。

在当今很多外来词、缩写字母引进和出现的时候，历史如它自然病理肌体一般，表现出了它的惊人相似——一些自以为是的权力者出台文件加于人为禁止。美其名曰：为保持中国文化的纯洁性。此谓人不开口还以为其伟岸，人一开口就突显了其猥琐与无知，把一种本质上根本谈不上纯洁性的东西说成“纯洁”，就像说为使花儿保持色彩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