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传教士麦都思之子、英国驻沪领事麦华佗1873年倡议、1874年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是上海那段“华夷杂处”（另一角度是“冒险家乐园”）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学校。

1873年3月25日，上海《申报》刊登文章说：“今闻英领事麦公倡议开一宏文书院，以处华人”。“宏文”一词，体现了“西人首倡，而为华人所设”的宗旨，它和清廷的“同文（馆）”与“广方言（馆）”在词义上有得一比。第二年3月，书院章程正式定名为“格致书院”，并推举成立董事会。首任董事由麦华佗、买办商人兼有洋务学者称谓的唐廷枢等四人担任。书院内设有阅览室和器物室，分别置有当时中外著名的学著、译著及先进的科学仪器，如地球仪、风雨表、温度表、电报电线、化学实验器皿、机械运转机器、显微镜、千里镜等，甚至军工产品，还有西方日用品如针、鱼钩、纽扣等等。麦华佗及传教士傅兰雅等为置办这些器物出过力。历届董事会成员有华商及近代著名学者如徐寿、华衡芳、徐建寅、李凤苞、王韬、李平书等；为书院捐款的官僚如曾任江苏巡抚、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两江总督、上海道台、天津兵备道等及著名买办绅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朱其昂等。

“它是外国人倡议创办的、但又不是教会学校或外侨学校。有不少中国士绅与议其事，但又不完全由中国人管辖。中国官员对它有一定影响力，但它又不完全听命于中国政府。它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特殊学校。”（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格致书院是西方人希望中国社会了解西方、而中国人主观上也希望了解西方社会的产物。它的创办经费，来源于中外人士共同的捐助。它开办的捐资情况如下：总计6979银两、1541洋元，其中中国官绅捐助5586银两、1250洋元，分别占总数80.6%与82.2%；外国人与洋行捐助1343银两、271洋元，分别占总数19.4%与17.8%与。捐资情况这一事实说明，主动了解西方世界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原动力。在历史事实与后代人定义的殖民、侵略这种“被迫”下，了解外部以作比较并改良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中国内部潜在的强大主因。熊月之说：这种学校只可能产生于当时开风气之先的上海，而不可能产生于“天朝上国”传统观念更浓、排外为主流意识的京城。

格致书院以器物分类广泛、国人闻所未闻和实验讲座的生动实效而轰动当时上海各界。傅兰雅独立编著的《格致汇编》记载：“观者无不赞美，无不欣悦”。格致书院成为了上海窗口城市的窗口。80年代康有为去香港转道上海，专门去格致书院参观并购买了一些仪器和大量书籍，对洋务至维新变法的思想转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上海格致书院于民国初年1913年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