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由英、美等国传教士、外交人员、商人组成创立的、原旨为“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在上海出版了由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美国作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1850——1898）著作的《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2000——1887）。书的大意是，一个美国人，在三十岁时昏然睡去，一觉醒来，已经是公元2000年。113年间，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完全生活在一个大同的世界中。

对于这种“空想”与“大同”理想的描写与追求，中外历史上不乏其人。其实，按理论只为现实服务这个观点去判断，这种思想的追求，只反映了那些思想者对现实种种不平等、不合理的无声斥责和对现实社会进行改良的要求，这才是那些“空想”背后的根本点；而现实世界的多少人，却在嘲弄着那种字面上的“空想”，这只能是实质上的文不对题。

仔细想来，“均”（即“大同”）这个字自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前、有文字记载的陈胜、吴广起义提出以后，历朝历代，有多少人提出过？而这种提出者，如果以代表者来看待，他们代表了历史上实质处于“不均”处境的绝大多数人吧。如果说“均”有其难于操作性因而具有不切现实性，何以中国历史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以激烈暴动的形式提出？包括西方世界的学者、思想家？

实质是，传统落后历史社会中，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他们用所谓的“礼仪”等级制度保障着财富的“不均”获取和劳动的“不均”付出，把权和利暗中捆绑在一起。一个可以把人格分成等级的封建统治者，何以能做到财富的”均“？在既得利权的传统落后社会中，统治者高唱：”均“乃空想；于是，现实权势控制下的懵懂草民们应声：大同乃空想。 

统治者口中的“空想”指现实，草民们口中的“大同”指“空想者”的书本描述，这是畸变以后的文不对题。

“大同”是否为空想，生命有局限的现实人们谁也无法“凭空”说清，但人本性的追求，却在过往社会形态中反反复复地捶打着逐渐暗去的那条历史回廊。

回到1894年当时的历史现实，列强环视，日本即将挑起侵略战争。《百年一觉》为当时诸多的仁人志士所阅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康有为为此作《大同书》）。他们把“理想”与现实结合，产生了理想高度只为现实低度服务的呼吁和行动，即批评、改良现实社会，他们便是后人定义的维新改良派（西方思想，远不仅及至那些著名的改良派，官僚士林都会有同质的影响）。假如说此时只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当时社会的影响，那么，在之后的十多、二十年中，各种西方理论传入中国，选择何种理论与中国现实社会相结合，只由现实社会的变迁所决定。在清末民初的乱象中，前因、变迁、后果成了势所必然，而其中起到支配作用的，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社会千年传统惯性的“枪杆子”，即军阀战乱——清朝267年（1644——1911）大一统以后的分裂。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未来的畅想（也可叫空想），恰恰是人类进取、乐观主义的表达，这是凡人类的普遍心理。同期1895年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出版（英国人马恳西著），稍后的英国历史学者柯林伍德在介绍此书时热情洋溢地说：“随着议会选举改革法案的通过，一道阳光悄悄射到了舞台上，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仁慈的事件，它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这时立法的目的就不全是自私的，而是一律针对着废除不公正的优待权了。当所有的错误都尽可能地得到纠正时，一个光辉的时代就随之而来了。”时人这么称赞英国历史性的议会制度，尽管后人也知道英国的议会制自其产生以来，就并非这么“仁慈”，甚至制造了历史性的种种罪恶，但是，对“阳光”，对“新时代”，对“光辉”的追求，曾激励着世界多少民族的进步。历史学家熊月之介绍《泰西新史揽要》说：“《泰西新史揽要》传达了这么一种信息：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甘落后，勇于进取，兴利除弊，奋发图强，就一定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由弱小变为强大，由愚昧变为文明，由专制变为民主。”相反，一个缺少同样追求与歌颂这种追求的民族，或许笼罩在混沌的黑暗之中，此谓哀莫大于心死；而顽固守旧的清政府就这么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