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是清廷为培养满清翻译人员而于1862年附设在“总理衙门”之下的一所外语学堂。但是，这种“新生事物”一与清朝官制相结合，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畸变呢？

尽管同文馆的设立，遭致了守旧士大夫的舆论反对，但由于清廷最高权力者有意为之，舆论也只如清风徐来而已。这种“徐来”的风，与本土官制的共同作用，彻底改变了“新生事物”的性质。

一，入学方式：

日后成为戏剧家、早年由翁同和推荐进入同文馆学习的齐如山，在其《齐如山回忆录》中，记述了同文馆的入学方式：

“一次，家兄竺山到北京考试，李文正公（李鸿藻）见之，问先君（齐如山写回忆录时其兄已死，故称”先君“）曰：‘大世兄今年多大？’先君答以二十岁。文正公曰：‘不必再作八股了，入同文馆吧。’先君听到此话，高兴异常。当问以如何才能得入，文正公曰‘容易’。次年春家兄便已进了同文馆。当时先君本意我同家兄同去，一因不好意思烦文正公，二因我岁数较小，以至未果。其实是当时不深知同文馆的情形，不用说两人，就是十人八人，就都可以进去，毫不费事。这不但不算作弊，而且算是帮助同文馆。”

“到了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仍极容易，由馆中人员及教习介绍，或由资格较深之学生介绍，都可以进去，何况堂官（对六部官员的称谓）！绝对用不着考试。我进去的时候，是由翁文恭公交派的。我入馆后之第二年，因为想入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有考试的规定，然考亦不难，且有大人情者不考亦仍可加入。”

这是齐如山回忆家兄齐竺山（及自己）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转而进入同文馆的一段经历。原生态、传统的人情运道之手把他们两人推入了同文馆。

二，入学待遇：

同文馆学生分两类。一类是领津贴（膏火）的，称额内学生；一类是不领津贴的，称额外学生（双规制具有强大的封建社会历史传统）。初期学生每月津贴三两银子。1867年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以后，提高了学生待遇，每人每月发银10两，每年达120两。这里有一可比与一不可比，可比的是，当时京城翰林编修（七品级）年俸45两，五品外官年俸80两；不可比的是，京官有另外大量明规则“炭敬”等“灰色收入”，这是不列入官员年俸的。1879年，同文馆额内学生分四等，月津贴分别为15两、10两、6两、3两。1885年，月津贴最高等级提高到20两。

齐如山回忆说：

“驻馆的学生，除不管衣服外，其余都管，所谓煤油蜡烛，微如纸媒洋火等等，都由馆中供给。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自不必说，单说这个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等，合着一切作料，应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了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不但此，倘有熟人来亦可留饭，也随便要菜，不但吃饭一文钱不用花，，连赏钱都没有（花费）。从前有好几位外国教员告诉我说，世界上的学校，没有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

末句那些外国教员的评论，不知是赞美还是看不懂以后的讥评。这种等级制温室里出来的“翻译人才”，只如它的本源官制一样，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群攀比与内斗的高手，这是官制“金手指”作用“点金术”所产生的世间奇迹。

同文馆的设立，遭致了京城主流士大夫的反对，谓“以敌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将成为“鬼谷先生”；在反对之中，同文馆以利诱学生，利诱又遭致更多潜在的反对。这是又一种恶性循环？这虽不能说是同文馆难成气候的原因，但不能不说是它走向畸变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