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文学主要有两大流派，“天圆地方”说和“浑天”说，“浑天”也可理解为“地球中心说”。

明末时代，西方已经出现了日心说。当时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仍遵循罗马教廷的意志，坚持地心体系学说，传教士文章只是对新产生的日心说向中国作了简略介绍。显然，西方宗教控制着科学。

西学在整个清朝的传播与吸纳，也体现了 “政治” 与“科学”的关系。史料说明，清初康熙皇帝对西学科技有着浓厚的兴趣，那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但当时负责天文观测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并不如此认为。西方天文学至康熙朝，已经确立了地圆说，杨光先却大不以为然。他说：地方人才能顶天立地，地圆人岂非成了侧立、横立、倒立？他向康熙帝说明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中国道统传自古圣尧舜，尧舜制定了这份天文历法，否定中国天文历法，就是否定中国道统，此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康熙皇帝撤了杨光先的职位。之后，康熙逐渐认识到西学确实影响了皇朝的道统，于是下令禁止西教。

至乾隆朝时代，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参与圆明园设计）对地球绕太阳公转并自转，即哥白尼学说有了准确的介绍。但是，清朝士大夫仍采取姑妄听之、甚至嘲讽和攻击的态度。乾、嘉、道三朝大官僚学者阮元在《畴人传》（把制器工匠称为畴人）序中说：哥白尼的地动说“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他仍停留在杨光先的观点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即1859年，西方传教士伟烈亚士和以数学家称号留于近代史的中国学者李善兰合译的《谈天》出版，此书介绍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在序言中，李善兰不点名地列举了去世才十年的大官僚学者阮元的谬说，批评某些人“未尝精心考察，而拘牵经文，妄生议论，甚无谓也。”他说：经文制约了科学（拘牵经文）。

整个清朝历史告诉后人，西方科学自清初康熙皇帝感兴趣，到清末的洋务运动，无不以皇朝统治者的实用为出发点的，而一旦科学影响了皇朝统治者道统的“实用”，则完全会“一丑遮百俊”予以排拒。假如杨光先排拒西方历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地位与利益，那么，这个皇朝呢？这段历史同样告诉后人，落后政治及宗教的背后，只有利益；真的科学追求，决不以利益作含而不吐的潜藏物为动机，就像哥白尼为科学舍去生命那样。

皇朝利权政治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古往今来，芸芸众生皆为利来、皆为利往；那些所谓视政治理想（所谓“贤人政治”）为最高境界的人，其背后恰恰只是利权而非科学（个别人另当别论，但最终也屈服于皇朝私利）；循环史也说明：中国历史不乏物质的创造者与破坏者，却从来缺失舍却物质、只具科学理想的追求者（梁启超所言“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即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