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告诉现代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这种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完全可以应用于清末社会与外国的关系上。

众所周知，外国传教对清末中国的渐变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民教冲突”也是众多清末史研究者常常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伴随炮舰入侵（掠夺性）的西方传教文化，在中国社会民族情感上产生的抵触，也是不言自明的。清末史研究者揭示，中外民教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没有正确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只注重自身的利权，相反具有扩大民教冲突、为己所用的目的。例如在著名的“天津教案”中，天津知府在处决国内人犯的告示中说：“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以“风闻”作为证据，直指西方传教士“配药之用”，自以为聪明的挑拨目的至为明显。但就民教冲突而言，清朝各级政府的挑拨也属外因，它仍没能说明中国社会自身的“民教冲突”的根本性原因。现就以下几个方面，浅谈一下清末社会民教冲突的内因。

一，本质上，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不信“教”的群体。从人类社会起源来说，“教”是维系一个社会群体的纽带。世界史告诉我们，任何国家民族，从原始部落到封建社会，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教”（有学者说，那是对自然与社会蒙昧无知的产物）。但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中原逐鹿”的朝代政权更迭，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统治者实际上也丧失了对“神”教的信仰（尽管造假），“神教”随皇朝的更迭而更迭（孔学儒教在历史上多次衰落）。这种更迭造成了两个结果：一，多神。无论历史上的任何传说人物，只要能为己所用，便可以树为一种“神”教（现代叫“神话传说”）。造神几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成为一种前赴后继、乐此不疲的“运动”。竭力夸大或竭力贬低，成了历朝历代的主流舆论常规。这客观上动摇了历史人们对“神”教的信仰而出现翻覆（或叫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中国民间的“多神”在清末义和团时期有了彻底的反映，这里不赘述。二，无神。正是这种无论什么“人物”都可以成为“神”的历史现象，造就了无神观。或许，正是这种“造神”，客观揭示了人类的本质观念，即无神性，中国民间总体上历来具有不信神只信自我的现象，而这，正是洪荒时代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要素。确实，人类历史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从原点最终绕回原点。“神”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凝聚一个群体，但同时会束缚一个群体。“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句流传至今的古语，是多神与无神的真实历史表述。  

二，道教的失势。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说缤纷呈现。道教和儒教一样，是人们对自然与社会不同看法的两种流派。随着西汉“独尊儒术”，道教成了偏术（唐朝初期前后，道教曾一度兴盛），走进了深山，它以炼丹和服仙药为历代人们所熟知，放大了它的“邪术”。现代有学者研究说，恰恰是历代的道士，在默默地做着一些实验性的落后“科技”工作。但是，道教“邪术”已经被放在了固定的历史印象中。

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西方异教伴随炮舰而来。西方自身科技发展而来的“科技”实验，很容易在中国社会造成一种成见性的误读，与道士“邪术”相提并论，这和佛教刚传入中国时被误认为中国道教的一个分支相似。清末近代史中一直被历代学者称颂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著称的魏源《海国图志》中，也记录了洋教士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这种中国社会本身对“邪术”的传统不屑，加上关于西方异教恐惧性的传闻，很容易在中国社会造成一种对外的排斥。无论是否亲眼目睹，民教冲突时关于“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传言，对人们的心理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甚至是，在清末，对外战争的“粪桶战”与“阴血战”，并非一个“愚昧”定论可了的，而是对中国历史本身误读而造成的对外炮舰威力不理解、误读成“邪术”、因而“以邪攻邪”的结果。这也是外部条件经过内因自身主要作用的结果。

清末排外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反应，本文只是从一个角度，即在历史传承观念上作了一点分析。清末史告诉后人，正确、科学地看待自己，正读自己的历史，才是正解外部的前提。现代人对清末“落后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的流行看法，联系到当时统治者体系宣称的“天朝上国”、“天下共主”、“天朝无所不有”的实际观念，这是否又是中国后人对这段近代史的一种误读呢？历史既复杂也不复杂。笔者很相信易中天先生的一句话：以人性而非（统治者自我标榜的“道德”、“礼仪”高度的）神性看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