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即对某事的解读，有时会显得令人莫名其妙。例如对清史中疑案之一孝庄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的事情，自此之后的数百年间，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对孝庄死后的陵墓没能进入皇陵区，而是建于皇陵区围墙之外的现象，有人这样解读：孝庄陵建于陵群围墙门外，是孝庄生前自己的意愿，这是她愿望前来拜谒皇陵的后代第一个看见她（故宫档案馆某人这样说——“凤凰纪录片”《多尔衮遭鞭尸及孝庄被见外之谜》）。前半句解释无可非议，后半句解释有点无厘头。归根到底，这种解释倾向于“道德楷模”皇太后没有下嫁的观点，倾向于皇室做任何事情都一定有道理的观点。说得再离谱一点，就是历代有人指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及上官放一个屁都会有人说是香的。这不是粗话，而是确实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位体制中。这种文字形式上的解读，中国传统社会其实在不经意间说出了西方早已存在的一种哲学观点：即萨特的“存在便是合理”。

正因为西方人有这种观点作为基础，所以说出了“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保护你说话的权利”。这种保护他人便是自保的目的至为明显，这是一种平等观。

对事物分析的文字解读，“合理”成份再多，本身也值得让人解读，对这种解读也需要层层剥笋。只有透过这些文字，才能看清这种“合理”的真正核心，是为某一没有明说的现世目的服务。

西方社会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逐渐摆脱了“唯上”的封建制度及观念，在几百年的学术争论和社会人文观念的进步中（前提是“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对事物各有倾向性解读的平等权利。不能小瞧这种倾向性，它恰恰是群体人格的表现，否则，只会让那些不明就里、追风一族成为无脑式的“弱势人群”，而这恰恰是一个群体的悲剧。

孝庄太后是否下“嫁”，早已脱离了人性而成为了皇朝神性“政治”的悬案。这是皇权的纠结，与“小民”无涉。这也是中国历史封建社会“政治案件”驱使小民百姓“不属人类”而成为“工具”的历史现象。“工具性”的群体是一个注定悲剧的群体，包括其上的操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