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语的发展，二是文字的发展。口语发展体现在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多民族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丰富了口语表达的词汇量，及发音趋于相同化。口语表达的简单性及意思清晰性，即文字上说的“大白话”，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常态，并不会为历史朝代的“循环”所囿，它实际和用笔所记录的文字书面语是两码事。口语（方言）一直为历代民间口传相延。

就口语和文字的趋同性，中国历史汉文化鼎盛的唐诗宋词表现得最为明显，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瑰宝”的唐诗宋词，为后代作了最透彻的注解。

这种口语化的诗词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代，可谓比比皆是。

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说：“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白居易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柳永词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这就是古人的白话文么！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些诗词甚至成为了现代父母口教幼儿的必修课。无论后人站在其他视角上怎么评论唐、宋朝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两个朝代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阶段最没有思想束缚、敢于把口语用于诗词文字创作的时代。唐诗宋词为后代开启了一扇什么是古文化真正发展方向的窗口。

但是，中国儒学“循环史”论，一方面宣扬了皇朝“天命”观，但另一方面又客观揭示了“文化”伴随皇朝政权“循环”的反复性和倒退性。中国后来的文字继续在苦涩、生僻、脱离现实社会口语交流语言的“高度”徘徊，用典、对仗、文意隐晦朦胧，对远古“三代”圣贤孜孜的根性追求，影响了为统治者掌控的文字的发展。其实，说得透彻一点，中国的崇古文化，恰恰是当时社会人们对现实不满的不自觉真实表达，——“拜祖”风俗传统是否就是“九斤老太”所谓“一代不如一代”在人们观念中自觉与不自觉表达？

文字趋于口语化在清末东亚汉文化圈大融合时代又出现了契机，这是文字口语化发展的本质趋势，与民族、朝代（国家）这种统治者意志的权力争夺政治无涉，这和历史上唐朝的那种多民族融合与征服相似。史料记载，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以往的“学生”成了当时的“老师”，清朝官绅民间有了向日本学习的趋势，白话文报纸开始在沿海广州等地出现。这与所谓自尊性式的政治无关（其实向胜利者学习的态度更是自尊的体现），只与社会现实民间自然交流的文化融合相关。清朝统治者，也开始放松民间向日本学习的约束，公派留学生去日本便出现在这个时期。

在与汉文化圈日本的交流中，一些口语化的日本汉字出现在了中国进步的报刊、文章中。思想，方针，精神，民主，自由，领导，社会，团体，直接，间接，等等，这些词汇被应用在了中文。文字口语化契机在特定的时代再一次出现。甚至现代有人说，假如剔除中国文字中的这些外来词，中文将难于表述。

然而，当时的人们不知道，19世纪中期，当西方首先入侵清朝的时候，大量新词汇出现在清朝中下层一些开明士绅的著作中（包括前期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这些新词汇没有在本土流传，却通过贸易流向了日本，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遍地开花，迅速在日本民间流传并生成新词汇。这是语言在汉文化圈中的一种流转过程。

文字的口语化、简约化是文字与人们思想交流趋同的、进步的表现，也是物质社会生活进步的必然产物，本质上不带有色眼睛。正如当时的进步官僚黄遵宪说的：“以手写我口”。但是，统治者并不这样认为，它会把文字看作统治者意志化的政治。即使如当时比较开明的“洋务”重臣张之洞，也主张力禁外来新词，其幕僚樊增祥在张之洞七十大寿的颂文中，专门赞佩了张之洞的“力禁”：“如有佳语，不含鸡舌亦秀；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 鸡舌”、“马肝”引用典故暗喻“日本新词”，理由是，不用这些词，“中国文化”也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亦香”了。这是统治者意志的视角，而非语言必然发展的视角。

史料同时记述了张之洞本人不意识中在文字口语化趋同上的一则笑话。张在一次批阅书院学生的“课卷”时评语：“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词太多”，有人把他的评语示人传阅，说“思想”与“组织”两词也是外来新词，短短一句话就有两个新名词，一时成为笑谈。

文字的口语化，一方面是自然、物质、社会越来越被细化、发现并多样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外来词的加入，在口语中的流传，迅速催化了口语在文字上的应用。有学者研究指出：语言也十分“势利”，如同流水方向，也是高处往低处走。外来词的流入，直白地说明了不同文化的高低。

语言的发展，既是新事物不断涌现的结果，也是向口语趋于一致、满足日常交流用语的需要。历史人们的口语历代相传几乎相同，但书面语却和历史阶段一样，在持续地变化与发展着，任何人都无法主观控制（就在前几年，有规定不准在中文字中间嵌有外文字，这将成为某些人的一则历史笑话。人们正在常用这种形式，没有人可以hold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