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开始，主流舆论对清末民初国情大致只存在一种视角，即歌颂孙中山“共和革命”的先进性，指斥康有为堕落成了一个保皇的立宪派分子。这是值得肯定的；最近十年来，陆续有一些学者著书评述清末声势浩大的“维新立宪”没有成功的原因，颇具对“立宪”失败、走向军阀混战的惋惜。这些著文理由很多，看法各异，大多从清末洋务与改革、腐败皇权与民主追求先进性的角度上展开的。

最近笔者读到了一本《书屋》编辑部编著的《沙土下的河水》一书，其编者在前言的一句话，颇给人启发。

编者胡长明说：“有作者指出，中国的皇帝自春秋战国以降便失去了神性，成为了一个人人可以觊觎的俗物。”从这个角度上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一，皇帝这个称号愈是“失去了神性”，便愈会有人费尽心机、处心积虑地加以塑造。这是人性的两种表现形式，皇帝也不例外。

二，即使在春秋战国之前，除了皇帝本人以外，其实诸侯那些人物都不会以为它是一个神物，因而争夺不止，遂成了战国的乱象。正因为如此，后代的皇帝们吸取了之前皇帝的教训，一代又一代的皇帝拼却老命打造这个“神物”（历史有一条清晰的渐变线索），因而有了皇朝“通鉴”、“帝王本纪”之类的皇家读物。相反，中国皇朝历史缺失“民本”这种人民性的历史记载，连“发明”这种实践性、“劳力者”的东西，都是某一大人物的“功绩”。皇帝人性中的偏执已经为后代确立了传承因子。然而“皇帝”愈显得只能是一个“俗物”。

从这个历史渊源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从来就并不显得那么“神圣”。清末民初的“共和”之路，成了先皇们努力打拼的、而后代们“另辟蹊径”的必然之路。换句话说，中国历史封建皇朝皇帝们的“造孽”，造就了民国的共和之路，此谓反其道而行之。

这种前代“造孽”后代“报应”的思想，西方人作为同样的人类，也有相同的思维。1972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华，他在回忆录中以调侃的语气说：“宴席上花样繁多的珍馐美味，让我忍不住推测，可能中国人在数千年前曾被指责怠慢了重要客人，所以他们现在绝不能重蹈覆辙。”

历史的发展与结局确实有时与那些“打拼者”的主观愿望南辕北辙。现代有学者揭示，儒学的原旨，以孔孟等当时儒者的地位来看，只能是对君权的限制（孔子最高做到鲁国宰相，很多时候都是战乱时丧魂落魄的宣教者）。但是，儒学在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近五百年以后到达汉朝武帝手里，却开始向限制君权的相反方向发展了。这是历史上武人与文人的角力；从帝制到共和的结局来说，是皇权与民权的角力。而从（谋逆造反而成的）皇帝也是普通人的角度上说，历史最终的胜利者只能是共和的民权。它没有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并非是“革命”暴动的功劳，而是一代又一代皇帝拼却老命的（反）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民初持续近二十年的“共和”与“立宪”之争（从戊戌变法到张勋“复辟”），只是对历史传统和时代的视角问题，难说是非。笔者始终认为，问题总具有视角，争论是必然的，民间自古到今都这么实践着。把不符合自己的视角者杀了，是封建皇朝无能、落后与原始性的内在体现。

“共和制”去除了“君主制”中“君主”两字，那只是在字面上，能去除“共和制”中的君主思想么？可以说，从共和制创始起，没有人作过肯定的回答。孙中山革命党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项历史使命，这是现代很多著书学者所叹息的。